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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民国国会选举:混乱与缺席

日期:2014-03-29 来源:新浪历史 责编:小枫 字号:【】    打印 阅读:75865

国民党的积极进取和组织力量

对国会选举最为重视的是主要来源于革命派的国民党,这是由他的政策取向所决定的。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通过“政党内阁”掌握国家政权,根据议会制国家的惯例,若要组织政党内阁必须要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当初同盟会联合多党成立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选举,因此虽然孙中山、黄兴表示退出政争,但以宋教仁为核心的国民党参政势力全力以赴投入竞选,甚至修改政策(比如删去妇女参政权),极力洗去激进的色彩,树立扶持政府而不是反政府的温和形象,再加上孙、黄进京与袁世凯携手,国民党在转变形象上是很成功的,迎合了当时多数选民的趣味。

宋教仁对于选举最为看重,认为“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国民党湖南重要领导人仇鳌回忆到:“宋教仁和其他党内同志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因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的作用,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办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又必须把全国各地的党好好地组织起来。 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以后,马上做出详细计划:第一,派人到各省组党,成立各省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政党责任内阁,并且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所以国民党从党务骨干到各省实权人物都全力支持竞选,人力、财力的投入很大。

民初国民党的组织力量,虽然在实际斗争中还不如北洋集团老式的家长制那样有效,但比其他的政党已经是有力得多了。国民党依靠本党掌握的一切资源筹措竞选经费,并且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分配,以资金充足地区补助资金不足地区。比如,河南是北洋派的地盘,很难就地筹措经费,所以河南国民党成立支部和竞选的费用,都是1912年9月从当时暂住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黄兴那里领来的,结果有大批国民党员在袁世凯的老巢河南当选国会议员,竞选成绩显著。

国民党还利用提名助选的方法,把有限的选票资源做合理的分配,尽量用最少的选票选出最多的议员。有的国民党员甚至本人完全不必出面竞选也可以当选,比如安徽党员汪建刚,经其宗兄时任都督府顾问的汪菊友推荐,由国民党安徽支部提名,再由汪菊友给徽州当局写了八封信,本人只印了十打照片和两百张名片,自己没有参加任何竞选活动,就顺利当选众议员。

国民党依靠自己掌握的行政势力,把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人员尽量渗透到各级选举组织机关里去,虽然这是不正当的竞选,但确实为选举的获胜起到了一定作用。湖南国民党利用行政权力左右选举的问题最为突出,国民党在湖南的灵魂人物是副支部长仇鳌,仇鳌从北京回湖南建立支部的中心工作就是准备选举,原来在北京时误以为主管选举的是司法司,计划让他回来担任司法司司长,后来发现规定是由民政司办理选举,又特地动员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刘人熙让出民政司长。仇鳌出任民政司长后,“把各县县长作了一番调整。随后派出了五区的选举分监督:一区龙璋,二区苏鹏,三区唐璧,四区戴展诚,五区黄右昌,于是省、县、区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了。”结果,国民党在湖南的选举中获得很大胜利,仇鳌得意洋洋地自称“可以说,这次的选举是完全抓在我手里的。”在国民党力量占优的广东、湖南等地区,行政力量对选举的影响是明显的,北洋派和地方军政势力对于选举不象国民党那样热衷,所以行政干涉相对要小一些,共和党在湖北、四川有所作用,但也不及国民党彻底。

上述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在参议院取得了绝对优势,在众议院也取得微弱优势。

立宪派各党(进步党系)组织松散的竞选

主要来源于前清立宪派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对国会选举也很重视,但是共和党、统一党都反对“政党内阁”的政策,民主党虽然主张“政党内阁”,但由于本党力量很弱,实际上只是对一种政治理论的认同。由于没有通过政党内阁掌握政权的雄心,立宪派各政党投入竞选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原动力与国民党相比自然大打折扣。当时立宪派最有力量的是共和党,其在地方上最大的支持是湖北都督黎元洪、四川都督胡景伊,两省的重要位置大都被共和党把持。但是,共和党湖北支部马宙伯、张汉等挪用湖北官钱局官票五十万串用于竞选,1914年段芝贵出任湖北都督时不准销帐,马等到北京向黎元洪求情,曾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愤愤然说:“谁叫你们为五个参议员花这多钱,比前清捐五个道台的钱还多呢。” 很多共和党员当时就很羡慕国民党。四川本来是共和党占很大优势的地区,但当时四川共和党重要人物石体元回忆到:“国民党的控制力较强,共和党人数虽多,而组织力很薄弱,因之不能使用提名指选的方法去支配党员,其他无党派者则专以贿选为竞争的手段。我因为不愿贿选,且无财力去贿选,共和党又没有支持我,两回投票都落选了,共和党在万县区也失败了。”

可见,虽然共和党得到了湖北、四川等省行政力量的支持,但支持的程度是不能和国民党相比的,统一党在河南等北方省份得到北洋系少许的支持,民主党得到的支持就更少了。立宪派各党相当多的党员是靠自己的力量各自为战参加竞选,甚至像汤化龙这样的领袖人物,主要也是依靠个人关系和声望当选,竞选活动组织水平比国民党差很多,结果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得到的国会议席远少于国民党,为了与国民党抗衡,不得不在1913年4月国会召开后合并组成进步党。在袁世凯大笔金钱的资助下,进步党才通过分化国民党议员在众议院扭转了劣势,而参议院仍被国民党控制。

地方实力派的冷眼旁观

宪政法制成熟的国家,是不允许军人干涉政治的,但是民初的中国还没有足以制约军队的宪政力量,因此军人干政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如果军人在议会政党政治的框架之内参与政治,则议会政党政治制度的萌芽还有生存甚至发展的可能;反之,如果军人在议会政党政治框架之外干涉政治,则整个议会政党政治制度必然被这种外部敌对势力彻底推翻和废弃。

实际发生的正是第二种情况。庞杂的地方势力,其性质与北洋系类似,或者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小型、甚至微型北洋集团,分散在全国各地。比如,旧巡防营出身的张作霖,已经在东北经营后来被称为奉系的势力;同样出身于巡防营的陆荣廷,也在广西经营后来被称为旧桂系的势力。他们还没有问鼎中央的实力和雄心,也保留着旧军人在士绅面前的自卑,对选举并不关心,参与不多,任由少数政党人物相互竞争,所以在思想最保守的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以及张镇芳控制的河南省才会选出相当多激进的国民党国会议员。

地方势力与省议会的关系更为直接,间接的与参议院也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参议院是由省议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各省议会大多和都督发生冲突,地方势力也没有把本省参议员看成自己的代表,所以当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的时候,各省都督一致声援,因为他们本身与省议会的关系,和袁世凯与国会的关系是一样的,地方势力把省议会视作眼中钉,正如北洋系把国会看成肉中刺,不久以后各省省议会也被解散。

三、北洋派的缺席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失败

北洋派参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态度比较消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结果则决定了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命运。首先是北洋系领袖大总统袁世凯的态度,由于袁在当时得到各政党的一致支持,因此对于各政党采取超然的态度,既不加入任何政党,也不对任何政党公开大力支持,似乎更没有必要自己建立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争胜于国会选举。

孙中山、黄兴1912年8、9月份态度鲜明地表示对袁世凯完全拥护以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已经缓解,认为国民党对他已经没有太大威胁,没有向进步党系寻求支持的迫切要求。国民党议员韩玉辰回忆:“民元秋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北上与袁商讨国是,对袁俱有好评,并许其执政若干年可跻富强。袁以孙、黄易与,视同盟会若无物,对国会自然不十分措意。迨选举揭晓,国民党在两院俱占多数,其中心人物宋教仁力倡‘争内阁不争总统’之说,俨然以多数党候补内阁总理自任。这种紧迫形势,远出袁及袁党意料之外。下面且引1914年春吴景濂面告余一则故事。吴大意说:赵智庵(秉钧)一日来访,谈及宋遯初被害事。智庵说:‘宋遯初养病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我屡去慰问,并代项城致意。遯初表示国民党及个人愿以在野地位帮助项城把国家事办好。项城闻之很满意。遯初将南下,项城属我壮其行色,赠以交通银行可以随地支取的若干万元存摺一扣(详数余回忆不清),遯初受了,珍重道别。讵到南方,处处演说,号召国民党必争政权,并对项城种种诋毁,其尾随谍者悉录以报项城。项城屡诘问: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

可见,由于对新型议会政治的隔膜,袁世凯以为用老手腕笼络个人,使孙、黄、宋等领袖放弃竞争,天下就可以无事。不料作为新型政党的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家长制的北洋系相比,组织结构有很大不同,革命胜利后千千万万的新人物必然会趋向积极进取,领袖也只能顺应形势;另外袁一向重视实力,在当时经济相当窘迫的情况下,有限的金钱自然要优先用来拉拢控制军队的军官等实力人物,对无拳无勇的一般政客不太重视。袁世凯在国会选举结束后,突然发现国民党不仅要竞争政权,而且由于拥有国会多数席位有能力合法地竞争政权,不禁大吃一惊,痛悔失算,急忙通过支持进步党和收买国民党当选议员变节以图补救,虽有些收效,但终于不能改变第一届国会的激进性质,激进国会与袁世凯的矛盾成为民初政局不可调和的矛盾。

北洋系是一个旧式的家长制的军政集团,其性质与古代刘邦、朱元璋等的集团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北洋军人和旧官僚唯袁世凯的马首是瞻,袁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这一集团的态度。另外,北洋军人在中国长期文治的传统中自然带有一种自卑的心理,军官们的上级各省督抚多是科举出身的文人,所以民初的军人还不像后来军阀混战时期那么骄横,对饱读诗书的士绅有一种敬畏,再加上袁世凯的权威压制,不敢轻率干涉政治;北洋旧官僚多是科举出身,满脑子旧观念,对议会政治本来就不甚了解和认同,和新派人物的联系较少,并且不少还有一种“忠臣不事二主”的遗老式的孤傲,因此对议会政治多抱冷眼旁观的敌视态度。当然,在各政党之中统一党与北洋系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但除了河南都督张镇芳给与一些的支持外,其得到的支持也是相当有限的。

几年以后北洋政客李庆芳1917年8月致徐树铮函中,明确地提出了“北洋派建党”问题,这就是以后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的由来,此信对北洋派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回顾,相当中肯,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其全文如下:

“窃观我国政党趋势,大别为北洋、国民、进步三派,北洋派常占行政优胜,国民派常占立法优胜,进步派则因缘离合于二者之间,惯为寄附之生活。北洋灵魂在北方军队,国民灵魂在旧国会与临时约法,进步灵魂在二、三清流与西南一、二省之武力。今清流入阁,是进步派全盛时期,约法尚未废止,是国民派半醒时期。北洋派此时建党,为两派仇视可以断言,然不于此时建党,匪特立法机关永无活动之一日,即政权、军权旁落而不可保。盖畴昔之进步派利在北洋派与国民派之水火,今后之进步派利在北洋派内部皖、直两系之分崩。假令进步派凭籍阁势得与参议院及新国会占议席多数,必将大肆其夤缘挑拨之谋,乘北洋派弱点迎合而操纵之,使陷于分崩自灭万劫不复之悲境,此必至之势也。故为北洋派计,新国会在所必争,为新国会选举计,临时参议院在所必争。质言之,北洋派在新国会占多数则元首由北洋派产出,反是则必由进步派产出。夫至于元首由进步派产出,则阁揆必为进步派所撄去,北洋派分崩之局乃实现于此时,分崩之势成,斯自灭之机近矣,项城被选元首,而揆席必与唐绍仪,可为前车之鉴。

“芳自辛亥以来,曾从项城与芝揆之后奔走党事,与梁燕荪、靳翼青诸君共事颇久,于王揖唐、汪伯唐、袁绍明、李斐君之办党方略复有所窥见。乃叹北洋派办事,平时对于选举不肯作蜂巢蚁垤之功夫,比国会既开乃思效螟蛉负子之故智,侥幸仓促焉能收效,且待遇议员不能以道义感情相结纳,用之则加诸膝,不用则墜诸渊。故北洋派以金钱势力收服之议员,多志气薄弱,缓急无可恃,利尽则交疏,而坚忍雄杰之士,爱惜羽毛,避之若浼。民二时项城办党,糜费以百万计,民五时芝揆接济各政团亦以十数计,然用心苦而事不举,用力多而效不著,其结果不能不出于公民胁迫、兵力解散之一途,主持党务者脑足俱瘁而为世诟病,窃恐方针不变,根本不植,因办党而获诟病者,此后当踵相接也。”

北洋派与第一届国会的关系,总和两幅经典性的画面联系在一起:第一幅是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大总统,上千名北洋军警换便衣化装成“公民团”,在国会之外呼号呐喊,要求当天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大总统袁世凯,“公民团”在国会外的露天里一直辛苦到晚上九点,终于如愿以偿。但接下来大总统袁世凯由于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宪法,还是在各省都督的支持下非法解散了国会,开始了独裁统治。第二幅是1917年5月10日刚刚恢复不到一年的国会审议对德宣战案,又有上千人的“请愿团”在国会之外呼号呐喊,并且打伤议员,要求通过北洋派所主张的宣战案。这一次他们未偿所愿,北洋领袖段祺瑞被免职,结果引起督军团策动北方八省独立、张勋复辟、第一届国会第二次被北洋派非法解散,其后南北分裂、护法战争开始。虽然南北两个对立的国会还维持着议会政治的表面形式,但实际上议会政治已经退出政治斗争的核心,开始了军阀混战、武力决定一切的时代。

民初政局有四种主要的政治势力,即北洋派、国民党(革命派)、进步党(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但是在1913年选出的国会里实际上只有国民党和进步党,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由于没有积极参与选举,在国会中都没有相当比例的代表。北洋系是民初最为强大的军政集团,但是它的代表们却只能在国会会场外呼号呐喊,无法在国会里拥有足够的席位实现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会凭借其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利用国会以外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根本上推翻议会制度,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第一届国会的组成与当时的政治力量格局相背离,国会的席位分配没有反映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的缺席,这是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致命缺陷,使得选举产生的国会很难拥有真正的权威和力量,无论做出多少决议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最终还是逃不掉由于不能满足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的要求而被推翻的命运。

在民国初年,中国的国内政治生活还没有进化到非武力的文明阶段,漫长历史时期的文治传统实际上也是一种假象,作为开国皇帝的大军阀武力统一全国后建立文官制度,其基础仍是军队。年轻士绅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民初议会政党政治运动,既没有中央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地方武力的支持,其所以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一定的声势,是中央武力与地方武力之间暂时形成的制衡关系创造了机会。北洋系的中央武力威慑着地方武力,使其不敢公然割据称王,在地方上实行专制统治;而众多的地方武力也制约着北洋系的中央武力,使其无法在全国实行统一的专制统治;这种相互制约威慑的关系,使得武力在短时间里暂时处于休克状态,士绅知识分子得到了活动的空间,可以聚合政党、驰骋议会,一时成为风云人物。但这种脆弱的平衡不容易维持长久,一旦中央武力压倒了地方武力,就要在全国实行专制,甚至要作皇帝,这正是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所做的;反之,一旦地方武力重创中央武力的权威,就会出现军阀割据,地方武力在各自的地盘上作土皇帝,这正是护国战争以后各省军阀所做的;所以民初的议会政党政治难以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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