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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民国国会选举:混乱与缺席

日期:2014-03-29 来源:新浪历史 责编:小枫 字号:【】    打印 阅读:75860

(二)忙乱的组织者和不知所措的选举人

选举人数的急剧增加最直接的后果是带来许多技术性的组织问题。从上表可以看出,各省选举人增加的幅度有极大的差别,从最低的吉林(7.1倍)到最高的江西(79.3倍)相差十几倍之多,各省的人口分层的差别不会如此之大,显然是由于各地方政府对选举法执行情况不同造成的,这生动地反映出民初全国行政的分裂和混乱状态。

我们可以先假定前清咨议局选举各省选举人的统计数字相对准确一些,再据此分析民初国会选举选举人登记数字的荒谬性。这样的假定是有道理的,首先,清季全国行政大体还能保持统一,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执行还不敢过于敷衍,不像民初那样省自为政;其次,咨议局选举经过了较为周密的准备,实施过程比较从容、有序,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各省筹设咨议局,1908年7月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限各省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各省士绅积极与官府合作,成立筹备处,组织培训班,训练办事人员,经过一年的时间,1909年夏天举行选举,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 。而民初国会选举要匆忙得多,经过大总统袁世凯的再三催促,临时参议院才慌慌忙忙地通过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于1912年8月10日公布,9月20日才公布《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实施细则》,而12月初就要举行选举,时间如此紧张,组织自然忙乱;第三,咨议局选举的规模要小很多,涉及的人很少,只是社会分层金字塔的尖端,每个省需要登记的选举人不过几万人到十几万人,统计比较容易准确,民初选举各省选举人动辄上百万,要经过选举人调查、确认、编制名册、分发选举通知单等程序,时间又紧,办事人员的工作量几十倍的增加,只得粗率应付。

本来直隶和江苏是差不多大小的省份,咨议局选举选举人都是16万人,而民初国会选举江苏增加了12倍达到193万人,已经超过了当年全国咨议局选举人总数,而直隶竟增加了38倍达到620万人,显然直隶的选举人登记中含有大量水分,另外江西增加79倍达到497万人、湖北增加50倍达到567万人、山西增加48倍达到259万人、陕西增加48倍达到139万人、广西增加68倍达到273万人,都是明显畸形偏高的省份。选举人数的爆炸性增加给选举特别是初选的组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虽然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要小于登记选举人数,但不少初选投票站还是有上千甚至一、两万人同日投票,投票站分散在各乡,基层政权人力有限,人多拥挤,维持秩序非常困难,所以初选中发生了很多的暴力冲突和混乱现象,直接影响了选举的公正和顺利进行。

对于数以千万计的选举人来说,选举权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毫无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准备和训练,令人不知所措,好像选举权不是需要尽力争取的权利,而是官府派下来的一种差事。有记者在南通采访选举,听到一个选举人令人啼笑皆非的自述:“余(乡人自谓)父在日亦尝为农会会员也,每年春日即有持入场投票证至余家者,余父届日必赴会所,且携两元为投票费。日前有投票证至余父者,余父去世盖一年五阅月矣,余因余父已死不果来城,不意昨日又有以投票证见惠者,余恐不来城必有不测祸,不敢不来,且并前次投票费亦一并带来补缴,不识能不怪余之来迟否也。”

张奚若的回忆生动地反映了偏远的陕西朝邑县初选情形:“原来自从要‘办选举’,朝邑就设了一个选举事务所,事务所请了各乡绅士,商量选举的办法。本来法律规定按照人口比例朝邑应当有二十一个初选当选人,又规定大约有若干选民。选举事务所所请下的各位帮忙的绅士的实际任务有二:第一,他们要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第二,他们要雇些书记为这些‘应当’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拿二十一除全县选民的总数的得数)抄写若干票(譬如说每人二百张或三百张)。抄写好了,还要把这些票封在一个柜子里,又把柜子送到县里,定期开柜数票。数票后当然是人人当选,因为不能当选的人的票,书记根本一张也没有写,也可以说,因为要当选才写的,不当选何必写呢。当年‘办选举’等于‘办差’,别县的办法或技术如何,我不晓得,我们朝邑的确是这样‘办’的。”

江苏南通那样的糊涂选民和陕西朝邑那样根本没有参加选举的沉默选民,恐怕在四千万选举人中要占多数。还有很多选举人已经学会了用选票换两、三角钱或是几碗米粉,这总算是一种进步,毕竟他们意识到了选举权是一种有用的权利。此类难以记数的拖着辫子徘徊在投票站的选举人和他们最后选出的国会将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几百名国会议员的个人力量恐怕还抵不过一个连的士兵,国会的权威来自于其背后的四千万选民,但这样的选举人能够给国会以有力的支持吗?历史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查禁国民党为由,非法取消了四百多名议员的资格,致使国会无法开会,参、众两院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此时全国四千万所谓选举人默然无声,能够听得到的只有各省军人、官吏的叫好。

考察“议会之母”——英国议会选举权扩大的历史,可以看到选举权是通过积极的争取、通过力量的显示才能得到的,得到选举权是一个群体政治上成熟、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利的标志。中世纪,在英国只有贵族有选举权,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日益强大,经过多年的斗争,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中获得了选举权。接下来,政治上逐渐觉醒的工人阶级发起了“宪章运动”,其核心目标就是选举权,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努力,终于经过1868年和1885年两次议会改革基本实现了男性的普选。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但直到1918年妇女在一次大战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以后女性选举权才得到实现。

一个群体,经过了政治上的觉醒、组织上成熟,再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积蓄和锻炼力量,才能够真正具备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一旦获得选举权,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运用和捍卫这种权利。在民国初年,只有一小部分士绅知识分子在政治觉悟和政治组织上,具有一定的行使政治权利的准备,而通过急剧扩大选举权范围获得选举权的数以千万计的选民,面对这种从天而降的恩赐,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行使,势必引起很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选出的国会,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其本身缺少来自基层的支撑力量,从而无法有效地运行下去。

二、各种政治势力对选举的参与程度不同及其后果

民初的政治势力纷繁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大总统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系,其次是以前革命派为主体的国民党,再其次是以前立宪派为主体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后来合组进步党),这三种可以说是全国性的政治势力。第四种则是数量庞大、但极为分散的地方实力派,这种地方势力不是以省份来划分的,比如国民党控制省份中的大部分师、团长,其实并不真正忠实于国民党,金钱和胁迫很容易使他们转变立场,这在二次革命中看得最清楚,这种一盘散沙式的地方势力是民初政治格局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基本特点,袁世凯驾御这种格局的高超手段正是他取胜的关键。不同政治势力对国会选举的态度和参与程度有很大不同,因而在国会中获得的席位也大不同,最终形成了国会构成与政治力量格局的背离,这直接决定了第一届国会、以至民初议会政党制度的命运。

(一)议会制度正常运作的前提——囊括所有势力的代表,议会席位分配准确反映各派的力量对比

议会制度要想做到调和国内各种势力的矛盾、维持基本秩序、并正常运行下去,就必须囊括国内所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的代表。议会的所谓决议和法令不过是这些势力之间经过在议会中的讨价还价达成的协议。如果有一种或几种强大的势力被排斥在议会之外,则议会的法令对于这些没有参加协议的势力就没有约束力。由于这些势力的抵制,议会法令就会成为废纸,议会制度也就无法正常运行,政治矛盾的解决只好通过议会之外的手段——通常是暴力的手段来解决。

从议会制度在英国的起源来看,开始不过是几十个最强大贵族的会议,与张勋招集的几次徐州军阀会议类似,但是这几十个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大贵族在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足以作为法令在全国推行,建立起有效的秩序,因为当时并没有足以向他们挑战的势力存在。资产阶级兴起以后,议会逐渐通过改革吸收了更多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日益觉醒和强大以后,议会又通过改革吸收了大量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工党在议会中日益强大,与保守党轮流执政;而代表没落贵族势力的上议院,则权力日益削减,几乎成了一种摆设。

就这样,英国议会不断地通过改革,把新兴力量的代表吸收进议会的议事活动中,议会始终能够囊括所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作为它们捍卫自身利益的场所。由于议会的席位分配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各派势力的实际力量对比,所以它们在议会斗争中无法得到的东西,也不可能在议会以外通过其他手段得到,议会之外的暴力斗争就没有实际意义。因此,议会制度一直能够有效地运作,议会的巨大权威始终能够得到各方的尊重,议会的决议就成为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的神圣法律,而民初的中国国会却因为并未真实反映当时的力量格局而最终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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