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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甲午战争与东亚秩序重建

日期:2014-11-19    来源:新浪历史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甲午海战
甲午海战

  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看,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先前的东亚秩序至此解体,中国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事实上终结;日本经此一战成为世界政治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中国,一方面承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支付巨额赔偿,割去大量宝贵土地,另一方面中国因这场战争打开一个上升空间,先前几十年意识到而做不得的事情,在战后几年迅速将蓝图变成现实。

  国际资本加速东移

  甲午战前,中国已与西方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在最初阶段,中国以比较谦恭的姿态学习西方,接纳西方。但随着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工业化获得初步成功,“天朝上国”本有性格渐渐复现,西方与中国的交道开始出现困难。关于这一点,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354页)这样描述:

  三十四年以来,除了与法国的没有结果的敌对行为之外,中国和外国是和平相处的。太平天国已于三十年前被镇压下去了。二十五年来,一切国际纠纷也都用外交活动解决或和解了。中国曾经有充分时间去开始整顿内政,并开始证明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同支配它的那些国家平等的。但是这个时期蹉跎过去,没有任何改良或革新的迹象。官吏们和过去一样,仍然说不上是人民的领导者,除了对外国的改革感到厌恶外,很少有人被激励去做任何事情。国家的多数高级大臣对于解决纠缠帝国的种种困难所作的唯一贡献,就是继续主张早在五十年前已被否定的那种自高自大。中国的自满情绪非再受几次震撼是不会减轻的,现在日本就要给中国这样的一次震撼了,日本既在内部作到了自力更生,就在国际事务中跃跃欲试了。

  由此可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除了自身原因外,国际因素,特别是列强多年来对中国积攒下的不满也在开始发酵,列强之所以不愿意或不积极调解中日冲突,并非没有原因。换言之,日本对中国大打出手,除经济增长、军力提升,也代表了列强对中国的一般态度。日本试图通过对中国的教训,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

  列强对中国的不满,并不仅仅局限于礼仪性傲慢,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最大期待,就是资本充分自由流通。中国或许有自己特殊的原因,因而中国在战前尽管与西方打交道,但始终没有让西方资本自由进出中国。资本管制或许保证了中国内部的政治秩序,但显然不合乎西方国家自由通商一般贸易原则。西方国家默许、纵容日本打中国,就是要为资本自由进出中国打开一条通道。

  中国在战前不允许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并不是自有资本格外充裕不需要外资,而是那时中国人对世界贸易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不知道自由贸易真意义,不愿将资源、市场向世界全面开放,以为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国家转让利益,不知道资本自由进出中国是双赢:资本得到了利润,中国得到了发展。

  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担心自己的市场被外国资本所垄断,担心自己的农业、手工业在外来强势资本冲击下破产、瓦解,或许有自己的道理。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重商主义,就是最大限度为资本家的生意扫清障碍,因而在战前很多年,西方国家眼看着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而无法进入,其内心焦灼不言而喻。

  此时西方诸强已发展到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巨大的资本过剩,过剩的资本需要市场,需要出口。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甲午战争发生时,不仅西方国家如此,就连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几十年的日本,都已有了资本输出的冲动。

  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资本并不始于甲午战后,事实上在战前很多年,西方国家也曾给中国借贷,只是规模远不能满足西方的期待。甲午战争给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机会,国际资本借着这个机会,大规模向亚太地区,即太平洋西岸转移,自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的国际资本东移终于遇到了一个黄金时代。

  国际资本东移有许多途径,简略分析可以区分为这样几种方式:

  第一,战时借贷。战争开始不久,中国就发现几十年的增长并没有留存多少硬通货,为了应付战争,清政府1894年9月15日批准台湾巡抚向外国银行借款一百五十万两,用于筹办台湾防务。这是战争开打后中国向外借款的第一笔。11月9日,恭亲王经由赫德出面,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一千万两,用于在伦敦订购枪炮弹药、招募洋将,以及国内的军火生产。稍后,又向汇丰借款三百万两,其用途与第一笔汇丰借款同。战时借款,除上述外,还有地方政府如两江总督府等向外国银行筹措的款项。

  第二,战后借款。战时借款的方便易得,出乎许多中国人的预料,因而中国在《马关条约》中约定的赔款,日本人根本想不到中国会因利息提前偿付。1895年7月7日,清政府与俄国政府达成第一笔借款合同,这项合同规定的借款额度为一万万两,用于向日本支付“归辽费”三千万两,及第一笔战争赔款五千万两。

  1896年3月23日,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签署“英德借款合同”,额度为一万万两,用于支付日本的第二笔赔款,剩余的款项用于购买在英德定制的几艘巡洋舰。1898年3月,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德华银行达成“英德续借款”合同,额度为一万万两。

  战后借款不论其用途如何,对于西方资本来说,都是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是国际资本东移的一个主要内容。

  第三,《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到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利益均沾原则,西方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过去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很难评估西方资本东来的意义,其实从中国过去二十年发展经验看,资本大规模流入中国,一方面说明中国投资环境稳定,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国际资本经过战争动荡,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至于这一轮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过去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已有足够估计。大致说来,先前一无所有的铁路,因为外国资本的进入,短短几年时间,关内铁路路网大致成型,尤其是南北两条大干线,基本上均为外国资本修筑。

  至于矿产资源的开采,也因为国际资本的进入而加快步伐。《马关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清政府就将云南、两广三省矿产资源开采优先权转让给法国。稍后,又引进英国资本进入内陆省份河南、山西、直隶、四川等地。至于德国,则获得了山东省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专有权。俄国则获得了在东三省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优先权。

  过去的研究并不否认国际资本东来进入中国的事实,只是在如何评估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影响时,更多强调其负面意义。

  国际资本因甲午战争加速东移,当然并不是为了拯救中国,资本的本性从来没有什么怜悯,资本就是逐利,逐利必须双赢。中国先前或许对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心怀恐惧,但当《马关条约》约定不得不如此时,只能听天由命,其结果应该说是内外双赢,国际资本拿走了应得的利润,中国因为开放极大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回望1895-1903年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矿山之前的八年,必须承认中国在国际资本推动下,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高歌猛进,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