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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被俘后的杜聿明:我佩服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

日期:2011-08-24    来源:历史网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对于杜聿明的逃跑,粟裕早有准备,12月22日便根据黄维、胡琏等“高级干部乘战车逃跑”的现象,要求华东野战军各兵团和各纵队“在第二线构筑坦克工事,各纵之间应贯通并互相检查,使战车无法往外突围”。

  杜聿明的确也有乘坐坦克突围的打算。

  徐州“剿总”有一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装甲部队——战车独立1团,蒋纬国曾做过团长。这个团多数坦克驾驶员都开过几千小时,抗战时期在印缅战场上,同日军打过仗。

  突围前,杜聿明将最后15辆完好的坦克部署在指挥部北面200米处的田野上,一方面屏蔽“剿总”驻地,另一方面作为手中最后一张王牌。

  战车团1营的主要军官已经得到命令,在万不得已时,坦克要搭载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其他高级将领突出重围。1月9日,杜聿明还通知文强集合战车部队,等待自己的命令。

  最后的突围开始,1营副营长吴秀章带上15辆坦克,冒着华野特纵铺天盖地的炮火,冲到杜聿明的指挥部时,却找不到杜聿明。

  “剿总”副官长处指令他们,自行沿薛家湖、张集、会亭集一线向驻马店方向突围。吴秀章随即迅速行动,尽管沿途被打掉了9辆,剩余坦克依然一路狂奔,很快到了永城西北的的会亭集附近。

  杜聿明战车团的行动,引起了粟裕与华野司令部其他人的注意与警惕。

  他们判断,杜聿明有可能躲在坦克内,便分别用电报和电话的方式,将情况通报特纵司令部和华野骑兵团,命令驻扎在会亭集附近的骑兵团加强侦察,迅速拦截。

  粟裕1月10日还向毛泽东报告:“据未证实传说,杜匪已乘坦克六七辆向西北薛家湖突围”,并说“已告部队在俘虏中严查,并正在追击中”。

  华野特纵骑兵团接到命令,当即开始行动,很快发现了坦克的行踪,开始了一段后来惊动苏联军事代表团的“骑兵打坦克”佳话。他们追击100多公里,最后俘获了全部坦克和人员。

  但杜聿明并不在其中,他又去了哪里呢?

  杜聿明和贴身的副官、司机、卫士离开第五军转向东北后,未能等到杜聿明命令的文强,正带着几个心腹躲在一条小河岸边的石洞里。

  他知道自己级别不够,不是杜聿明这种全军重点保护对象,毫无走出重围的希望,因此不免顾影自怜地想,杜聿明杜老总与王牌第五军在一起,有精兵强将保驾护航,“可能已突出重围”。

  万念俱灰之下,他很快成为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共军”的俘虏。

  不想杜聿明“有福不享”,并没有跟第五军走,最终被活捉,成为整个战场的最佳“战利品”,多年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和文强这个老部下“他乡遇故知”。

  当天晚上,杜聿明走了一阵后,来到贾砦附近,发现有华东野战军大队人马行动,便在战壕里隐蔽起来。

  趁这个便当,副官尹东生给他剃了胡子,换上士兵服装,并安慰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杜聿明的胡子早该剃了。

  华东野战军4纵司令部机要参谋苏荣后来回忆说:“我们早就知道他有胡子,后来我们又发了照片下去,我们是全军都发了,要求一定要抓住杜聿明。”

  尹东生不愧是贴身副官,料到了“共军”有此一招。

  杜聿明大约觉得没有了胡子,生的希望大了许多,尹东生说的也很有道理,沮丧之情散去不少。

  等华野队伍过去后,他的胡子也剃好了,便由卫士扶着一直往东北跑。他的想法是,跑过一段后,再向西转南。目的地当然是南京,那里有一直倚重他的“校长”。

  他们一路假称华野11纵押送俘虏送后方的队伍,步行了10余里,穿过了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线,1月10日清晨来到了安徽萧县的张老庄。

  11纵在华东野战军的十几个纵队里并非主力,“名头”并不响,他们何以自称11纵的人呢?

  这是杜聿明的主意。

  还在12月28日下午,华野11纵33旅97团3营一名小通讯员不慎被俘,随后被送至杜聿明的指挥部。

  杜聿明问他的部队番号,小通讯员回答后,他又问阵地工事、兵力多少?

  小通讯员说:“我们的战壕有几层,一个团的防地1000米,处处是兵。”

  杜聿明说,我们也不杀俘虏,放他回去。

  小通讯员第二天回了部队,讲述了这一经过。

  97团政治处主任方征后来回忆说,杜聿明自称11纵队的,“是不是这个通讯员给他的11纵队番号的印象,或者他觉得放走了11纵队小俘虏,他这个大俘虏也有被放走的运气呢?”

  一到张老庄,副官尹东生便向一位村民打听庄里是否有解放军。

  村民一看,断定他们是国民党的溃兵,便回答说,周围几十里路范围内每个庄上都有解放军。

  尹东生心里很是紧张,随即拿出一枚金戒指,央求这位村民不要告诉别人。

  这里已是华东野战军的后方,村里驻扎的是4纵11师的后方医院包扎所,仅有一些医护人员和伤员。

  村民回到村里后,马上找到包扎所报告,恰巧碰到一名通讯员。他一面将金戒指交公,一面忙说了情况,叫通讯员赶快喊人去抓。

  包扎所所长听说后,因正忙着包扎伤员,便叫通讯员带上同样也是通讯员的一个“小兵蛋子”去抓溃兵。

  两个通讯员当然不知道对方便是整个战场最大的“大鱼”,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机智地虚张声势,缴了杜聿明一行的枪。

  他们还咋呼“通讯班都过来”,所长和休养连(由即将伤愈的伤员组成)闻讯赶了过来后,将俘虏们押回村里,随后报告了师部。

  师部随即派人将俘虏押走,负责审问鉴别俘虏的是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

  此时,杜聿明的身份尚未暴露,他自称李弥13兵团的高军需,副官尹东生则自称《徐州日报》的随军记者。他们知道,军需、记者之流,无足轻重,按中共的俘虏政策,很快就可以释放,还能领几块钱路费,大大方方走回南京了。

  这比被俘之前昼伏夜出,东躲西藏强多了,但陈茂辉这一关可不好过。

  杜聿明后来回忆说,听到他与副官、司机自报假姓名后,陈茂辉“似乎有点怀疑”。

  他的猜测是对的。陈茂辉后来也回忆说,他发现杜聿明脸上还有没有刮净的胡茬,原来肯定是留着很讲究的八字胡。

  他当时认为,从杜聿明的年龄和身边有这么多卫士、“记者”来看,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军级的,决不可能只是个军需一类的角色。

  随后,陈茂辉问:“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杜聿明不得不开始用众多的谎言来“圆谎”,随口编道:“叫高文明。”

  陈茂辉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13兵团有几大处?”杜聿明答说:“六大处。”

  陈茂辉便叫他将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陈茂辉回忆说,当时杜聿明从衣袋里掏钢笔,一伸手,就露出了手腕上的高级手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美国的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总算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事先毫无准备,一个处长也写不上来。

  多年以后,陈茂辉还在感慨,说杜聿明当时“简直象个魔术师”。(这支派克金笔,后被华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将其分给了华野后勤部司令员刘瑞龙,至今保存于淮海战役纪念馆。)

  杜聿明尴尬中反问陈茂辉:“你贵姓?”

  当对方答说“姓陈”时,杜聿明想,如果是陈毅的话(他此前一直以为是陈毅在指挥华东野战军),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

  其实,这时候的陈毅不但不在华东野战军,而且远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但后来因杜聿明这一回忆,以讹传讹,甚至电影《淮海战役》也将错就错,演绎出一幕陈毅与杜聿明的口舌交锋;电视剧《解放战争》里,也继续展开想象,演绎了一幕陈毅以激将法逼杜聿明说出身份的场景。

  亲身经历了这一幕,时为华东野战军4纵司令部警卫连卫生员的胡乃泽说,“历史是不容讹传,这些都是不真实的”。

  杜聿明尽管想和“风度不错”的陈茂辉(即他认为的陈毅)谈谈,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见周围人很多,担心将他被俘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远在上海的家庭,便提出换个地方说话。

  恰在此时,一架蒋介石的飞机在附近投下了一枚炸弹。

  战场早已宁静,飞机还在盲目投弹,也只有蒋“总统”才有的怪事。文强回忆说,突围失败,战场枪炮声稀疏后,他见到南京飞来的运输机,还在盲目空投粮弹,“难怪共产党要称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了。”

  这枚炸弹的巨响,令陈茂辉误以为杜聿明担心的是飞机轰炸,一边安慰不要紧,一边说:“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

  他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种“中头奖”的运气,自己强调的“战犯”杜聿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