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章
背景:

[图文]探秘泛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历史根源

日期:2014-03-10    来源:新浪历史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土耳其是“东突”势力的重要盘踞地
土耳其是“东突”势力的重要盘踞地

  在对“东突”问题、“三股势力”和现当代中亚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界存在着一种较为流行的“双泛”说(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这一阐释路径是中国学者的概括,比较稳准地切中了上述重大现实问题的肯綮。不过,对于“双泛”问题的认识,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明晰之处。“双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我们对一些敏感的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双泛”是中亚的某种内在的主体性叙事话语。对中亚地区的认识,存在着诸种叙事,但多属外在的、他者的——华夏的、俄罗斯的,现在可能还有美国的。把“双泛”作为一种地方的、内在的、主体性叙事,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也只有更为客观地呈现“双泛”的历史形态,才能在今天认清它的缘起、传播过程、失败原因及其当代转型。

  一、为何要建立历史认知?

  在过去,国内对“双泛”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建构一种“反话语”。所谓“反话语”,就是一种被有意识地界定出来的对抗性话语,其目标是为了对某种话语进行批判和否定,而这种批判是要建立一种真实与虚假的两分,将批判对象说成是虚伪和虚假的,是不真实的,以此来完成批判。实际上,这样一种“反话语”的批判往往是貌似强大犀利,实则内部虚弱,难以切中对方的要害。对一个可能根本不是“真假”的问题硬要搞出个真假的区分来,其最终结果肯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在当今世界上,关于“什么是民族”的认识,已经大大进步了,那就是从斯大林的“实在论”逐渐过渡到了当下的“建构论”,当然,建构论也并不完全否认民族认同具有某种真实性的基础,但已经不是像斯大林那样把民族搞出几个明确的标准来,以期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就像对待“泛突厥主义”这个历史事物,其关键并不在于其内容的真假,而在于弄清楚它的吸引力何在。俗语说“假话说一千遍也就成真的了”,当然这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即要限定那些说假话和听假话的人。如果在这些人的内部说他们讲的是假的,所以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用,要在它的话语逻辑的内部寻求一种破解的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

  这种失败不光体现为无法击溃对方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对批判者也进行了蒙蔽。也就是你无法跟己方解释:为什么那东西明明虚假得不堪一驳,却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为什么那些坚持了“假话”的人仍然觉得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如果认为它完全是虚妄的,那为什么它有这么持久的一种生命力?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人们被它欺骗了。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甘心上当?!即令是一种欺骗,那这种欺骗为什么以及是如何会发生作用的呢?为什么谎言早被揭穿之后,“反话语”仍然无法建立起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再去争论是非和真假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关于民族的理解上来。前面我们提到“实在论”和“建构论”的问题。从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和安东尼•史密斯等人以来,以建构论为主要底色的民族理论已经占据主流,而且也比较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真实状况。如果这个判断没什么问题,那么,在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上就会更多地关注“认同的建构”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可能是基于认同的某种建构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基本上也都是近代的产物,亦即新的事物。在这个逻辑之下,贸然地说某种“认同”是假的,显然没有太大的意义。

  现在,要建立关于中亚的某种常识性的知识结构,这种结构就应该首先尽量避免“反话语”式的武断,也就是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对方为什么会那么想、说和做。常识性的知识结构首先一定要尽可能历史地呈现事物的本来面貌,而避免陷入到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里面去,这样也就才能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并最终明白哪些针对性的斗争策略是有效的,哪些则纯粹是做了无用功,此即知己知彼。

  我提倡首先用一种历史性理解的视角。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要了解一种疾病或者一种病毒,那么,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目的一般都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也就是你想保护人类免受其害;但你若要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医学方面的专家,那你可能首先会站在病毒的角度去思考,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只有转换了立场的时候,才能最后跳出来,找到一个疫苗,遏制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因为病毒当然会有变异。因此,还得学会与它共处,而不能采取一种完全对抗的立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次性的、彻底的解决。

  上面谈的都是一些认识论方面的内容,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接下来我将逐渐切入到对“双泛”问题的理解。

  二、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

  为什么会有一个中亚地区的“双泛”问题?这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又必须要点出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亚的历史上经历过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此过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以印欧种的雅利安人为原住民的中亚地区,其居民何时怎样变为以操突厥语的民族为主,又怎样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主要地区。” 这句话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亚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进程。这也就是,在突厥人到来之前,在广大中亚地区生活着的是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无论在古代中国西域的城郭诸国, 还是在锡尔河以南的绿洲地区, 直至公元6世纪以前, 都还是住着操印欧语的农民。而绿洲农业地区的居民和草原地区操印欧语的游牧人并无种族和语言上的不同。”

  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逐渐强大后进入中亚。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突厥人虽然对中亚有所控制和影响,亦有突厥人开始迁入中亚,但并未发生突厥人在绿洲农业地区定居的情况,其与雅利安人的融合也就无从谈起。到7世纪中期,唐朝势力强大,在先后消灭东西突厥汗国之后,通过都护府的形式将中亚地区纳入唐朝的版图。不过,除了对新疆地区外,唐朝亦未曾对中亚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在此情况下,无论在新疆和中亚,本地原先的雅利安人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没有受到大的触动。而在民间层面,则有越来越多的突厥人开始迁入中亚和新疆,而少量汉族人亦开始迁入新疆。中亚地区的突厥元素开始增多。

  8世纪初,阿拉伯人基本完成对中亚的政治征服。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人遭到中亚本地居民和邻近的突厥诸部的激烈抵抗。此时中亚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还并不普遍。750年,以波斯人为主导的阿巴斯王朝建立。阿巴斯王朝统治时期,为了反对阿拉伯人长期的垄断地位,并出于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等考虑,波斯人和操东伊朗语的诸民族开始大规模地改信伊斯兰教,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波斯获得普遍胜利。这加快了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 。

  中亚地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10世纪时尚未全部完成。中亚地区突厥化的基本完成要到成吉思汗兴起之时。在这之后,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就沦为中亚历史舞台的边缘地位。在15世纪的时候,放眼广大的中亚地区,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了。也就是说,自世界近代历史展开以来,中亚基本上就是一个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的地区。从具体的区域分布来看,大致来讲,中亚的伊斯兰化有一个南北区分,就是北部的游牧社会伊斯兰化程度相对比较低,而南部的农耕地区伊斯兰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南部居民的伊斯兰情结更深厚,宗教上也更为保守和虔诚。

  三、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阿富汗尼的思想

  国内外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研究,在学理上都追溯到阿富汗尼 。阿富汗尼认为,西方优越的物质文明对东方是个威胁,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奥斯曼帝国哈里发 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首先以埃及为主建立起伊斯兰国家,进而克服苏丹和波斯,最后统一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领土,使穆斯林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1892年,阿富汗尼致信给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提出了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计划,随后他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协助苏丹谋划其泛伊斯兰主义政策。阿富汗尼在伊斯坦布尔一直呆到去世(1897年) 。

  通过对阿富汗尼言论和思想的考察可以发现,阿富汗尼的思想是有革命性的。他有一种深层次的对抗西方威胁的整体考虑,也就是为了使穆斯林世界能够对抗西方的威胁。阿富汗尼力图建构一个新型的穆斯林整体,这不是过去传统时代的穆斯林兄弟之情,而是有一个直接的指向,即西方的近代新式民族国家模型。也就是,他要把穆斯林世界建构成一个能够与西方新式民族国家对抗的实体。

  阿富汗尼的伊斯兰主义思想不是一种传统的宗教感情,而是与现代反殖、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相通之处,可以被称为一种宗教性的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 。1870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堂建立并开放,阿富汗尼前往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把西文中的nation翻译成阿拉伯语milla(即土语中的millet),阿富汗尼号召,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的方法以及复兴光荣的过去来重新振兴“伊斯兰民族”(Islamic nation 或 milla)。可见,阿富汗尼是把“伊斯兰民族”等同于西方的单个民族国家。

  2、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

  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并杀死了最后一任哈里发。对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而言,哈里发制度在1258年就完结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517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取得哈里发头衔,从此,奥斯曼帝国的皇帝(Padişa)就拥有了两个头衔——苏丹与哈里发。但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极少启用哈里发的头衔,因为,对于16世纪军事强大的奥斯曼奥斯曼人来说,这个头衔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因此,长期以来,除了对外发动圣战、对内根据伊斯兰原则实行划教区(米勒)而治外,奥斯曼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刻意地在国内张扬一种伊斯兰意识,也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强化其哈里发地位 。但在近代基督教列国的压力下,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强化其自身的伊斯兰认同与哈里发制度,实行泛伊斯兰主义。从这方面来讲,奥斯曼帝国以哈里发制为核心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对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力的一种应对。

  从17世纪末起,随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处于守势的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进入18世纪,扩张中的俄国在黑海和高加索方向上多次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夺取了原属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俄国的长期目标是占领全部黑海沿岸地区,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将黑海变为内湖,并向地中海发展。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的军事与政治力量骤然衰落,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战败之一。针对局势的改变,在应对内外危机方面,奥斯曼帝国开始采取不同的策略。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优势已经完全显现。那么,对于穆斯林世界来说,诉诸于利用哈利发来号召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抵抗,是一个很自然的诉求,这也正是阿富汗尼的目标方案。从当时的现实来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伊斯兰国家能够担纲,只有一个没落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启用哈利发制度,目的是做一个防御性的工具,渴望能够获得内部团结的力量和外部广大穆斯林的支持。马丁认为,在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推行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并不是出于把全世界的哈里发人民统一成一个伊斯兰帝国的理念,苏丹只是力图利用它为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区的穆斯林带来一种统一于中心的感觉。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帝国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整合政策的继续,也是“建立某种原型民族主义形式的努力”;泛伊斯兰主义只是一个政治手段,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关心的是巩固自己在日益没落的帝国的统治 。

  当然,刺激奥斯曼人动用哈里发这一工具的还有别的因素。18世纪末,名义上还在奥斯曼统治之下的阿拉伯半岛兴起了瓦哈比主义运动 ,这对帝国提出了宗教和军事方面的双重挑战,并直接威胁了帝国对边疆的统治。瓦哈比主义者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伊斯兰继承人,否认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性。在19世纪早期,瓦哈比运动攫取了对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动摇了奥斯曼帝国作为伊斯兰帝国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宣称自己是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皇帝的自然选择。

  19世纪后期,俄罗斯人已经击溃了中亚的穆斯林汗国,包括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并将阿富汗作为与英国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开始后,苏丹派遣了一个高级使团前往阿富汗,希望能得到阿富汗人的帮助,联手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俄国。奥斯曼的使者还顺访了印度孟买,在那里受到印度穆斯林的热烈欢迎。随后,苏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还派遣了很多代表前往穆斯林地区寻求支持。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统治者,包括乌兹别克的可汗、克里米亚的可汗以及在东印度苏门答腊的苏丹们,都承认奥斯曼统治者的哈里发地位。他们有时也认可奥斯曼人是自己的世俗领袖。比如,中亚喀什葛尔(Kashagar)的统治者【阿古柏】就曾在19世纪发行过带有奥斯曼苏丹名字的硬币;阿富汗的埃米尔不但承认奥斯曼苏丹是真正哈里发的继承人,而且还同意在星期五的聚礼日上诵念他的名字 。

  在新疆地区,19世纪60年代阿古柏入侵之前,并没有崇拜奥斯曼苏丹的情况,阿古柏入侵新疆时,一方面打着“伊斯兰教解放者”和“伊斯兰教捍卫者”的旗号进行所谓的“圣战”,另一方面又以求得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册封(埃米尔)为荣。为了彰显其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关切并强调自身的领导地位,哈米德二世曾经向世界各地派出宗教使团,宣扬泛伊斯兰主义。1901年,哈米德二世任命哈桑•恩威尔•杰拉莱丁帕夏为团长,率领一个宗教使团到中国的新疆地区。一路上杰拉莱丁帕夏遍访各穆斯林地区,并以苏丹的名义慰问这些地方。1908年,奥斯曼帝国还试图与中国官方取得联系,允其设立奥斯曼帝国领事,并由该领事负责中国境内全体穆斯林的利益问题。该要求遭到满清政府的拒绝。

  1903 年,新疆的毛拉木沙•赛拉米完成了其关于阿古柏政权的史书,初名为《安宁史》,后又将该书修订和增补。毛拉木沙•赛拉米为了表示对当时奥斯曼国家的哈里发阿卜杜•哈米德(伊米德)的尊敬,他把这部修改完成的历史著作称为《伊米德史》。因此,如果说1903 年的《安宁史》更多的是表现了作者对和平安祈盼和渴望,那么,《伊米德史》则更多得寄托了作者暮年的浓厚宗教情结。作者用奥斯曼皇帝哈米德作为其书名,可见“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声称哈米德二世是“全体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这说明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已经为新疆的宗教界人士所接受。

  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失去了巴尔干,同时也就丧失了向欧洲异教地区扩张伊斯兰教的声望。作为对这一劣势的反弹,奥斯曼帝国开始更强调其伊斯兰特征。1914年,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宣布对协约国进行“圣战”。但这次战争却沉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在大战期间,以恩维尔为首的帝国政府曾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策略,即利用伊斯兰教来煽动英、法、意等国家穆斯林殖民地的反抗,但这一做法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阿拉伯人的战时态度更为严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1914年,阿拉伯人对“圣战”没有响应。1916年,在麦加的谢里夫•胡赛因的领导下,一大部分阿拉伯人与英国缔结秘密协定,以求在战后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这样,对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兰团结就成了幻想,以哈里发为框架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在实际上也遭遇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