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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真君子大丈夫:道家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

日期:2011-10-02    来源:历史网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这两家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后的见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处下,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解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集中的表达。

《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共产主义理念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人格的巅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旧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说:“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做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致陈毅元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而且在其治国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史有极深的体悟。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治国要懂科学,人人都会明白,至于治国还要懂“中国的社会历史”,则不是人们一下子能体会透彻的。但只要我们留意和分析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在治国中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可资借鉴的东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

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展示了汉初宰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汉朝最有名的相国萧何鉴于民众痛恨秦之酷法,“顺流与之更治”,甚至冒死为民请“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参极为推崇黄老之术,对汉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时人对他的评价是“载其清静,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时的邓章、王生、田叔、司马谈等亦贯彻曹参的思想,讲求“无为而治”,其结果是到汉武帝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穷困已极的天下一变而为物阜民康的社会。北宋有名的宰辅赵普和司马光,深为周恩来所推许。这两人皆以道家政术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别是司马光,他与王安石论战,便公开以黄老之术为奥援,反对王安石喜激昂、务更张的政治做派。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抛弃老子的“无为而治”,转而大事兴革,是不幸流于“浅丈夫之谋”。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意在使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所谓“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实际上就是与民休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征伐和战乱,这与汉朝立国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平稳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将各项事业纳入《共同纲领》的轨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还是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办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全国政协四次会议政治报告的修改稿。这份修改稿在简述建国三年多来的成就之后强调:“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

周恩来以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等观念,与刘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但不久“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其实是一种误解,刘少奇从未在文章和讲话中使用过这样的提法。

1954年,《共同纲领》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紧接着从1955年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步入了一条“务激昂、喜更张”的道路,即所谓“不断革命”,往往是一个阶段立足未稳,就向下一个阶段转变;一项政策的应有效果尚没有体现出来,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义冲动驱使下的过多过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导致社会的扰攘不宁。由此一来,如何在理想主义激情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搞出一个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为周恩来苦思焦虑的问题,因此著名学者李锐说周恩来是历史上最难当的“宰相”。我回顾这些往事,无非是想说明,周恩来的确是一个既擅长革命又长于治国的政治家。对他建国之初的政治思想,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历史,作进一步的文化阐释,方能窥见周恩来在进行政策设计时的深层心态。

在治国理念上,周恩来还推崇“无为而治”基础上的“无我之境”。作为举世公认的行政雄才,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作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在周恩来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本来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当人民大会堂落成时,他考虑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绩,而是一再感谢那些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们,他甚至特意安排搬迁的群众回来参观并观赏文艺演出。他的无私和淡出,给中国人留下了悠远的回忆,也为东方式的管理树立了一座丰碑。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方面和层次上,特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党内干部,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起抽象派的艺术品,周恩来问道:“抽象派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没有意义,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细节表明,周恩来时刻考虑的是如何创造真实可见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虚的东西都激不起他的兴趣。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当时以政治统摄经济的习惯作法,导致经济技术工作要么是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排挤,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离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进。这也成了周恩来甚为苦恼的事情。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固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大意识形态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识)和技术(专业知识)的关系上,周恩来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经考证,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这一远见卓识在后来周恩来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很多,许多大学教授无法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此种现象使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他甚至把当时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称为“一大德政”。为适应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周恩来这样告诫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对他建设时期要“以学术为主”的观点的有力印证。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下大力气解决最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的确来之不易,不失为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提出的有长远价值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早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求同存异”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则是他的这一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这时候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无论国内外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周恩来相信,“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内涵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将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异”四个字。后来它作为体现周恩来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传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