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章
背景:

[图文]十年磨一剑:诸葛亮隐居南阳之谜

日期:2011-08-12    来源:大河报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诸葛大名垂宇宙”, 翻开中国历史,南阳人所谓的“智圣”——诸葛亮占据着辉煌一页,在民间,他是智慧的化身、是忠诚的典范,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他很多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故事。此刻,展现在我面前的这座宏伟的建筑群,就是著名的南阳武侯祠。

  站在山门之前,看山门右侧的“卧龙岗”三个大字,心中想像着诸葛亮躬耕于此的原貌。随着南阳城市的发展,如今这里已成为南阳市区的一部分,除了山门高起,还留有一些高冈的感觉外,实在找不出什么山林隐逸之意。只是从远处看来,那郁郁葱葱的林木,与水泥构建的“城市丛林”才有了些不同。有时我想,当年的诸葛孔明,没有如此的“排场”吧!人处一庐,家有数口,躬耕之地,十多亩而已,当年的诸葛草庐,如今却成了占地200余亩,大殿林立,庙堂众多的武侯祠,后人对诸葛亮的推崇,可谓多也,似乎非如此,不能显武侯之英名!

琅琊诸葛多俊杰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在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据说其出生时,窗外即将放亮发明,其父便为之名曰“亮”,字孔明。

  关于诸葛亮的家世,应劭《风俗通》、韦曜《吴书》中曾说:“秦末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诸城县志》载:“诸葛亮先世诸(县)人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言:“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三国志·吴书·后主传》裴注引《魏略》云:“禅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以寡人。’”《三国志·蜀书·诸葛瞻传》云:“每朝廷有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但百姓皆传相告:葛氏之所为也。”这些足以证实诸葛氏本为葛姓。

  不过,再往上追溯,我也能和葛姓以及这位卧龙先生拉上那么一点儿关系。我老家在许昌长葛,这里曾是上古之时葛天氏部落的族居之地,葛姓即为葛天氏后裔。上古葛天氏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熙熙然自治也”。在葛天氏治理下的和谐部落,被古人称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这还是一个善于舞蹈的部落,《吕氏春秋》中记载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连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也自谓为“葛天氏之民”,可见与古人拉关系,不是我的专利。

  葛天氏之后有葛伯,为夏代葛国君主,因放纵无道,被商汤杀掉。“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葛亡之后,葛国后裔便以国为姓,传至秦末,有陈胜将军葛婴,有功被诛,至汉文帝时被追录为诸县侯,其子孙迁移至阳都时,为与阳都当地的葛姓相区别,就使用了“诸葛”这个复姓。

  诸葛氏是琅琊郡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是汉司隶校尉,见“不奉法度”者,即严惩不贷。他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守,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痛斥“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的小人之举。他这种人品和气质,对诸葛氏家族影响很大。诸葛亮的父亲诸葛 在东汉末年作过泰山郡丞(相当于先现在的副市长)。诸葛亮少年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

  诸葛亮一家在曹操与陶谦的大战中失散。当时比较安定的地方,一个是江东孙权的属地,一个是淮南袁术的地盘。哥哥诸葛瑾带着继母一起跑到江东,后经由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与鲁肃一起在孙权身边做了一名宾客,而诸葛玄则带着子侄等投奔了淮南袁术。诸葛玄是袁术称帝后任命的“伪豫章太守”,还未等他到任,东汉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已经到任,诸葛玄不得已,便去襄阳投奔他的故交荆州牧刘表。但刘表“心多疑忌”,且与袁术为争南阳多次激战,因此对诸葛玄的到来颇多猜疑。不久,诸葛玄在郁郁之中病逝(《献帝春秋》说诸葛玄死于建安二年正月),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失去了生活依靠,后来便离开襄阳,北行于南阳卧龙冈定居,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诸葛亮在徐州还有个从弟诸葛诞,在魏国享有盛名。诸葛诸昆仲之中,诸葛亮、诸葛瑾及诸葛诞在《世说新语·品藻》中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的评价。“家兄江东闻,从弟中原达”,但诸葛亮却在南阳卧龙冈上躬耕陇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的通达,真是不同凡响;他的志向,也非常人可及。

八年居此南阳安

  曾有人说,东汉末年南阳是曹操的势力范围,诸葛亮隐居于此,如何不惧兵火战乱。即便是诸葛亮居此无恙,但刘备与曹操却是冤家对头,他怎么也不可能到敌占区的南阳三请诸葛亮,这无异于蹈虎狼之穴或者说自投罗网。事实真的如此吗?

  建安二年(197年)从父诸葛玄死后,17岁的诸葛亮只好离开襄阳,在南阳卧龙冈躬耕自食,与烟波钓徒为伍,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才出仕于刘备。在这十年时间里,干戈扰,兵火连绵,南阳自然也不是一片弦歌不辍的乐土。建安元年(196年)军阀张济自关中来到南阳,未几死去,由其侄张绣带领其众,屯驻宛城。翌年正月,曹操击张绣至宛,张绣投降,旋因曹操强纳张济之妻,张绣举兵复叛,被曹操击败后,逃奔于穰(河南邓县境),与刘表合势。这年冬,曹操再次南征至宛。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围张绣于穰地,四月,“田丰劝绍(即袁绍)袭许(河南许昌),操解穰围而回”。五月,破张绣、刘表联军于安众(河南镇平东南)。建安四年(199年)冬十一月,张绣皈依曹操,跟随他北上攻打袁绍。袁绍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曹操不得不兔搏狮子,全力以赴,因而未遑他顾,盘踞于荆州的刘表趁机攫取了南阳。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破袁术于官渡(河南中牟)。六年,曹操击刘备于汝南(河南息县)。刘备投奔刘表,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河南新野)”。七年,曹操击袁绍子袁谭、袁尚于黎阳(河南浚县),“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叶县当时属南阳郡管辖,在南阳以北200里之遥,可见南阳已在刘表掌握之中,建安八年(203年)八月,曹操“征刘表,军西平”。

  西平在南阳东北数百里,揆诸情理,曹操攻打远在荆州的刘表,至少应把兵力部署在南阳以南至汉水北岸地区,而他只到了西平,联系他前几次攻打张绣均是到宛、至穰的情况看,足以证明南阳周围已为刘表所控制,他无法前进,才军于西平的。从此之后,他有好几年未再征伐刘表。

  一直到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才总戎南征。适逢刘表病故,九月,他到达新野,刘表之子刘琮投降,曹操顺利进军江陵(湖北江陵)。从曹操的活动日程可知,自建安四年张绣归降后,曹操四处出征,戎马倥偬,先是破袁绍,接着又攻打袁尚、袁谭,建安十二年又北征乌桓,到这年年底,北方才告平定,其中虽一度攻打刘表,驻到西平便返旆(p èi)而还,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才腾出手来,再次南征刘表。

  从建安四年至十二年这八年时间里,曹操忙于征伐,对南阳实在是有心无力,距南阳最近的刘表,当时“从容自保,境内无事”,趁机问鼎南阳,怎能说南阳一直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呢?

诸葛何时离襄阳

  诸葛亮在其叔父病殁时才17岁,尚不到弱冠之年。刘表与诸葛玄是旧交,本应照拂朋友之子,何况他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刘表到底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后来诸葛亮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其岳母与刘表的后妇蔡氏是同胞姐妹,刘表是诸葛亮妻黄氏的姨父,刘表子刘琮又娶蔡氏侄女,诸葛亮之妻与刘表之子又是表兄妹,即使有这种背景,刘表仍然不能任用。

  刘表在东汉末年是以“八顾”之一著称的,但他心胸狭窄,“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怀才抱艺之士,多弃他而去。如“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别驾韩嵩探查曹操虚实,刘表反疑韩嵩通敌,欲杀韩嵩,赖其妻蔡氏说项,才囚而不诛;祢衡为当时名士,刘表不能用,便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结果为黄祖所杀。又如庞统、马良、马谡、杨仪、杨等,后来都成了刘备的谋士或战将。

  刘表并不是不尊重人才,也不是不想得到人才,而是他太注重已经成名的大家,不屑于那些崭露头角的“小荷”,这就导致了人才群在他眼皮子底下,他却视而不见的情况。当时襄阳有一大批“杰出青年”:诸葛亮、庞统、徐庶、孟公威、石广元等,当时都很年轻,也都没什么名气,因此根本就不在刘表视野之中。

  诸葛亮对刘表没有过多的直接评论。他在《草庐对》中曾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其主”应指刘表,这里即蕴含着诸葛亮对刘表的评价。诸葛亮对刘表的看法,当然应是他自己多年观察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庞德公(庞统的叔叔)、司马徽(诸葛亮的老师)等人对他的影响。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中说:“徽字德操,颍川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除庞德公、司马徽之外,裴潜、杜袭、和洽对刘表也有贬词:“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裴潜语)“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t è)间其中者。”(和洽语)

  诸葛亮一生谨慎,尤其在择主的问题上,他有着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具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礼贤下士、“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一代英主。刘表居安自保,充其量是个据守一方的军阀而已,诸葛亮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特别是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给这样一个人呢?历史注定刘表不会用诸葛,诸葛也不会选择刘表。于是,诸葛亮选择了离开襄阳,时间很可能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这个时候,南阳已经结束战乱,安定下来。

  他这一走,却给后世走出了许多纷争,许多纠葛。

  200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第五单元,节选了两篇关于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对》,二是《出师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在解放后的教材中还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们却发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隆中对》的题解中注明:“隆中,山名,在现在的襄樊。”这倒不错。其次,在《出师表》中对“躬耕于南阳”的解释是:“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这倒让人纳闷了:湖北的襄阳在汉代属南郡,与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阳郡辖37县,是并立的两个郡,南阳什么时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边的彩页上,上边是岳飞书写的《前出师表》,下边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给人的感觉是岳飞书写《前出师表》是在隆中所为。岳飞在南阳武侯祠一气呵成的书法名篇《前出师表》,这可是没有争议的!更见“技巧”的是岳飞的这篇书法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因为这是诸葛亮说的,如果有了这句话,躬耕地的“隆中说”岂不是动摇了?把这三处联系起来看,似乎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推理:《隆中对》应是在隆中的谈话(其实应该是《草庐对》),南阳又在襄阳,岳飞书法《前出师表》和古隆中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似乎真的是千古铁案了。

  正当人们对国家颁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现如此错误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释喻的文章——《〈隆中对〉复出的背后》,该文用五个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声音)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襄樊方面为使《隆中对》重上语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文章还引用一学生家长的话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毕竟在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了。”他们“明白”了,我们却糊涂了——到底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还是襄阳?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这一地名,较早出现于东晋王隐《蜀记》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并不一定。因为李兴谓“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阳”字值得研究。中国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阳,汉代也不例外。这里的“沔之阳”,指的应该是汉水以北,那就显然不是今日汉水以南的隆中了。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讲得明确一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然而,习凿齿“隆中属邓县”的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的史籍中找到根据。南阳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南阳人张衡曾表述自己的家乡为“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即是说,南阳在洛阳之南,居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的南阳郡是在汉水以北。而襄阳则隶属于南郡。据《秦会要订补》中的《名胜志》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看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和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然,这种以汉水为界的并不绝对。它只是就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言,即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汉水以北。因为秦置南郡、南阳郡之初,以汉水为界,汉代已开始突破了这种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阳东的百余里地而言,直到东汉末年,两郡仍以汉水为界。

  若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则开始向东流。襄阳东 地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说的汉水南北即是指从山都南到襄阳东这一百多里间。既然南阳郡和南郡在此以汉水为界,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怎么能属南阳郡的邓县呢?难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样的“飞地”?

  再从南郡和南阳郡建立的时间来看,南郡建于公元前278年(《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南阳郡则建于前272年。南郡的建立早于南阳郡六年,秦在汉水以南置南郡时,不可能独独留下一个隆中,六年以后再划归汉水以北之邓县。另外习凿齿自己关于襄阳、南阳的记载也多歧异之处。习凿齿既在《襄阳记》中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未言汉代有所改易,又说隆中属汉北之邓县。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刘备至襄罪“擅兴”

  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以古代将领领军之通制,应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靠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去,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是“奸猾”之人,刘备朝三暮四,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所以他对刘备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戒心,并未采纳。为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地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部是要严惩不贷的。

  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实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能擅自行动。

  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肯定会触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刘备的举动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离部属,就违反了“擅兴法”。刘备绝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南阳武侯祠,是诸葛亮当年曾经结庐居住、荷锄躬耕的地方。全国目前尚保存九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仅次于成都的武侯祠而位居第二,位于南阳市区的卧龙冈上。据说从晋代开始,南阳人就在卧龙冈上建祠修院,对诸葛亮进行纪念。以后历经兵火,屡建屡毁,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又按照原貌再次重建。

  在元、明、清历朝的《南阳府志》中称:“卧龙冈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卧龙冈的地理形势,它绵亘数百里,宛若一条回旋的巨龙。显然,这里是风水宝地,因号曰“卧龙冈”,诸葛亮则选择于此躬耕陇亩,并因地而“藏修发迹”,人称“伏龙”或“卧龙”。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冈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冈曰卧龙冈,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冈居住过,卧龙冈即武侯躬耕之处。

  过千古人龙石牌坊,高冈上矗立着南阳武侯祠的大门。大门为清代门楼建筑,单檐歇山,面阔三间,前面出廊,并且有四个正方形石柱。柱上端有花棂窗相连。四角挑梁,挑梁下各系一个风铎。门楼前一对威武石狮分立左右。从门前台阶望去,朱门青瓦,器宇轩昂,尤显气势。大门的左侧,立着清代光绪年间所立的“汉武侯躬耕处”石碑,似乎在向过往的游人诉说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十年躬耕磨一剑

  南阳是汉光武帝刘秀“龙兴之地”, 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大都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居全国领先地位,被南阳人誉为“科圣”的张衡以及举世皆知的“医圣”张仲景都于此诞生和成才。这样的环境使得躬耕于此的诸葛亮时刻把握着时代的脉动。那时候中原大乱,在荆州避乱的还有一大批青年才俊,如颍川郡的徐庶、石广元,汝南郡的孟公威和博陵郡的崔州平等人。他们经常聚会,除了切磋学问,还能交流信息,讨论天下局势。这既可说是一个文化沙龙,又是一个了解时事的俱乐部。在这种环境中,诸葛亮的学问、见识不断得到提高。表面上他是在卧龙冈当“耕夫”,实际上是在读“高等研究院”。

  诸葛一家和荆州豪门一向有往来,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大姐嫁给了蒯家蒯良的大儿子蒯祺,二姐嫁给了庞家的庞山民为妻。当时荆州的地方势力是以庞、习、黄、蒯、蔡为首的家族所把持,庞家以庞德公为首,蒯家则是蒯良、蒯越,黄家则是黄承彦,习家则是习祯、习询、习竺数人,蔡家则是蔡讽。这些大家族各有联姻,而以庞家为首的地方势力并不看好刘表,刘表在荆州的数年庞德公拒不出仕,刘表只能依赖联姻,娶了蔡瑁的妹妹即蔡讽最小的女儿为妻,蔡讽的大女儿则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的妻子。

  诸葛亮曾拜庞德公、司马徽为师。庞德公是当地很有声望的大名士,学问深,见识广,不少有才干的人经常去拜访他,听他对时局的分析、见解。诸葛亮也经常去登门求教,而且每次都是“独拜床下”,非常恭敬。庞德公很器重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将来必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称诸葛亮为“卧龙”,就是把诸葛亮比喻为“隐居”的俊杰。当然这只是个比喻,不是讲孔明真正在隐居。

  司马徽是北方士人,老家在颍川郡,为避乱到荆州。他对经学、史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一些远方青年慕名随他到荆州求学。当时的学者讲究对古代文献逐字逐句地解释和考证,搞得很复杂、很繁琐,而这些知识对于治国安邦则毫无用处。司马徽则非常注重儒家经典中的思想内涵,务求领略古人学说中的精髓。诸葛亮受他的影响很深,史书上说他读书“独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这绝非不求甚解,相反,他很善于领会书中的实质内容,而且勤于思考,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曾经广泛地学习过诸子百家的经典,其中更多的是法家韩非与申不害等人的著作。

  诸葛亮结交士林,既增进了学问,又扩大了名声,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就是司马徽和徐庶推荐的。诸葛亮一方面通过读书、交友、拜师,增长学识和才干,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方面留心时事,观察时局变化,注重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这样年复一年积累,逐渐走向成熟,为出山登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在南阳生活的十年,是诸葛亮成长为一个有志向、有见识、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的关键。著名的《草庐对》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说明。这十年,不是隐居的十年,而是不断磨砺自己、不断成长的十年。当初的卧龙冈上,孕育出这样一个“千古人龙”。

择妇不为攀高门

  诸葛亮在南阳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娶了妻室。据说诸葛亮的妻子长得不好看,是位丑女。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襄阳记》说诸葛亮的成亲也是破除世俗观念的,没有媒妁之言,是他的岳父黄承彦自己找上门来,问诸葛亮:“闻君择妇,家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堪相配。”诸葛亮立即许之,黄承彦即载送其女至南阳卧龙冈,以致时人以为笑乐。

  诸葛亮的仪表非常出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他“身长八尺”,按现在的计量方法,就是1.84米左右,是个大高个。《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说:“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再加上他学问又大,人品又好,简直是“钻石王老五”。中国人历来讲究“郎才女貌”“英雄美女”,当时的周瑜与小乔、吕布与貂蝉,都是传颂千古的标准姻缘,为什么诸葛亮偏偏娶了一位丑女为妻呢?

  黄老太爷作为荆州名士,想把女儿嫁给这个后起之秀,于是提了亲。那时候,“竹林七贤”还没出生,世风也并不尚任诞通脱,黄老太爷学的是陈藩、李膺这种“以天下名教为己任”的传统士族做派,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谦虚。黄小姐即使真长得和貂蝉一样沉鱼落雁,做父亲的也不可能把自己女儿吹嘘得闭月羞花。

  更何况,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远没如今开放,在魏晋风气极盛的时候,陈寿让丫环给父亲送药,走在路上让人看见了,立刻被弹劾罢官,何况是建安初年!作为名士的女儿,黄小姐不可能在外抛头露面,因此,南阳当地人看到黄小姐的可能性不大。

  唯一比较可信的是,当诸葛亮被问起他太太或准太太的时候,秉着和岳父一样谦虚谨慎的态度做了回答。因此那句“孔明择妇”的乡谚,就极可能是当时名士圈里的朋友听了答案,而后作歌调侃。一般老百姓不大可能用“择妇”这样文雅的词进入俚歌,也不可能直接称呼与荆襄高层有密切联系的黄家翁婿为孔明和阿承。

  黄小姐的母亲是当时荆州刺史刘表后妻蔡夫人的亲姐姐。蔡夫人的美貌和手腕都很不一般,不然刘表也不会对她千依百顺,以至于变相放逐了自己的儿子,使得蔡氏一族的势力空前膨胀,在史书上留下个“溺于后妻”的考评。而既然蔡夫人是美人,嫡亲的妹子也绝不会丑到哪里去。黄承彦得以娶到蔡家小姐,成为刘表的连襟,除了他本身的名士地位以外,容貌举止方面也绝不该猥琐而粗鄙,反观同样是大名士的司马徽,因为其貌不扬,终究娶了个无名的太太。因此,有了父母双方的血统保证,黄小姐充其量姿色平平,只要不是基因突变,绝不可能貌如东施,丑陋无双。因此,有理由相信诸葛夫人长得并不难看,只是不像孙策、周瑜的大乔、小乔那么漂亮罢了。诸葛亮择妇重才而不重貌,所以黄承彦特地讲到“才堪相配”,诸葛亮一听立即答应。

  当地还有这样一个传说,黄承彦的女儿名叫黄月英,小名阿娇,长得花容月貌。听说诸葛亮学识人品俱佳,很倾慕他,于是托父亲主动提亲。她让父亲在诸葛亮面前说自己很丑,看他是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凡夫俗子。没想到诸葛亮很爽快地答应了。结婚那天,黄月英头上盖着一块红布,她想试探一下诸葛亮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去揭红盖头。没想到诸葛亮真的二话没说就揭了盖头。面对花容月貌的黄月英,诸葛亮以为弄错了。这时一脸喜气的新娘才道出了原委。据说,后来人们结婚,姑娘的红盖头就是从黄月英那儿学来的。

  诸葛亮有志于仕途,以期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这是无疑的。但依据诸葛亮的人品,绝不会用婚姻或亲戚关系来作为入仕的“敲门砖”。诸葛亮在出山之前,确实跟荆州一些名门大族有婚姻与亲戚关系,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个关系。他交结的大族名士如庞德公、黄承彦都是淡于名利之人。刘表曾亲自去请庞德公进府,庞德公没有去,反迁到鹿门隐居。黄承彦跟刘表是连襟,也没到刘表府中做官。诸葛亮结交他们,主要是仰慕他们的学问和品行。诸葛亮的二姐还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相反,对在荆州位居要职的刘表、蒯越、蔡瑁,诸葛亮跟他们则很疏远,史书中也未曾提到诸葛亮跟他们有什么交往。如若诸葛亮择妇是为了入仕做官,恐怕不用刘备去请,他早就在刘表手下当差了。

  要说诸葛亮的婚姻和亲戚关系对个人成长有什么好处,主要是对于提高他的名声有利。而这种名声,同诸葛亮本人的才智是一致的,不是哪个人为他造势所造出来的。“娶妻勿过美”是前人的古训,诸葛亮志在事业,寻求的是贤内助而不是美娇娘。黄氏过门后两人相敬相爱,尽管20多年没有生育,诸葛亮也没有半点嫌弃。

“丑妇”助夫成伟业

  诸葛亮六出祁山,威震中原,发明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叫“木牛流马”,解决了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万弩齐发,出奇制胜,魏国大将张、王双都是死在这种武器之下,这些据说都是黄月英的功劳。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有一次诸葛亮在家中招待宾客,“友人毕至,有喜食米者,有喜食面者。顷之,饭、面俱备,客怪其速,潜往厨间窥之,见数木人舂米,一木驴运磨如飞,孔明遂拜其妻,求传是术,后变其制为木牛流马”。此外,诸葛亮五月渡沪,深入南中,七擒孟获,为避瘴气而发明的“诸葛行军散”,“卧龙丹”据说也是他的“丑媳妇”教给他的。

  诸葛夫人的这些“异能”甚至影响到了蜀军的兵制,使他们更重视技术兵器的使用,而不单独依赖军人的勇猛。蜀军在武器制造上面下了很大工夫,摧山弩、浦元刀、孔明灯,后来到晋朝将领之间还以诸葛时代的筒袖铠作为珍贵的礼物,因为它能够挡住飞箭,其他朝代的军队很少有如此重视技术兵器的,大多是谋略型的军队。

  这样看来,这位诸葛夫人倒和春秋时期的著名丑女无盐有几分相似,无盐小姐凭着纵横捭阖的雄辩,嫁给了齐国的真龙天子;黄家小姐在传说中靠着过人的才思,嫁给了三国时期的卧龙。

  入蜀以后,诸葛亮身为丞相,贵为武侯,忧劳国事,日理万机。教育子女的责任自然全部落在他这个“丑媳妇”的身上。诸葛瞻后来奉命镇守绵竹,邓艾兵临城下,不受威胁利诱而壮烈成仁,他的儿子诸葛尚也同时殉国。晋代一统天下后,曾诏诸葛亮的第三个儿子诸葛怀到洛阳封赠显爵,诸葛怀上表说:“臣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衣食自有余饶;才同棂栎,无补于国,请得归牖下,实隆赐也。”晋武帝司马炎只得顺其志向,可见诸葛亮的遗训和诸葛夫人的遗泽,仍然在他们后代的身上散发出圣洁的光辉。

  进南阳武侯祠的大门,拾级而上,穿过镌刻有“汉昭烈皇帝三顾处”的石碑坊和仙人桥,迎面就是祠院的主体建筑——大拜殿。殿内塑有诸葛孔明像,纶巾羽扇,神态飘逸,俨然如生。两侧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的塑像。过了大殿,就来到武侯祠的正中央,看到了蓬松如伞、古朴美观的诸葛草庐,这就是诸葛亮当年隐居攻读的地方。

  草庐高4米,八角攒尖式,每角悬挂一风铃,上覆茅草,木雕门棂,周匝回廊,梁枋彩绘,素雅美观。草庐外的门楣上悬挂匾额一方,上书“诸葛草庐”,是郭沫若先生于1973年4月题写的。草庐内的门楣则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所题的“诸葛庐”。

  南阳,是诸葛亮成才的摇篮;草庐,是刘备、诸葛亮君臣三顾相见,如鱼得水的场所。它没有色彩缤纷的雕梁画栋,也没有恢弘的壁画浮雕,然而,这简陋的草屋,却造就了一代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自来宇宙垂名布衣有几,能使山川生色陋室何妨”?综观中国古史,为将为相之人多矣,而布衣躬耕,受三顾而起,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当首推诸葛武侯。南阳诸葛草庐,因“三顾”闻名于世,“一对”彪炳史册,流芳千古!

刘备三顾若有无

  在近10年的躬耕生涯中(199年~207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诸葛亮的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抱负。他踌躇满志,出语不凡,“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不甘一生就做个默默无闻的诸葛村夫,而“时人莫之许也”。虽然他的朋友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都很佩服他,但外界却对他相当陌生。

  远的像曹操,求贤若渴,并不知道诸葛亮其人。孙权在江东极力延揽人才,也没有通过诸葛瑾来请诸葛亮出山。刘表与诸葛玄是旧交,也未曾礼请过诸葛亮。就是近在咫尺的刘备,竟然也长期不闻诸葛亮之名,直到赤壁之战前夕的207年,刘备才从徐庶口中得知诸葛亮,从而三顾茅庐。可见诸葛亮当时只是普通的一介书生而已,并不是名满天下、屡请不动的“卧龙”先生,因此,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

  据《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载:“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后来刘备自顾自编帽子,被诸葛亮谏阻,才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这个说法,让人很是困惑,到底是亮“北行见备”,还是刘备三顾茅庐呢?历史到这里似乎成了一笔糊涂账。裴松之认为,有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及《出师表》为证,“三顾茅庐”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而经学人考证,《魏略》关于此事的记述很粗疏,不可以为信史。

  初看《三国演义》时,我对刘备的表现很不以为然,动不动就哭,简直就是个软弱的受气包;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既做作又虚伪,绝对是不成器的家伙;数易其主,不断奔逃,最后弄得连落脚之处也没有了,只能托庇同宗为生;反复无常,时谋反叛,不讲情义,鸠占鹊巢,就这样“流氓”式的人物,怎么竟成“智圣”诸葛亮忠心耿耿、一生追随的人主?

  但仔细一回味,却觉得不是那回事,曹操曾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再看《三国志》,诛车胄、杀蔡阳、烧博望、战赤壁、征四郡、收西川、取汉中……这都是刘备亲自指挥的胜仗,而“鞭打督邮”之事,也不像《三国演义》中所说的是张飞所为,而是刘备自为,为此他不得不弃官逃命,可见其性格中有不折腰的一面。其耻居人下的性格,使他在播乱蓬转之中始终信心十足,先后依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却又先后离去,虽然给人以朝秦暮楚之感,事实上却是生存能力极强的表现,其依附时是座上宾而非墀下奴,其离去时是高飞而非潜遁。因此,世人称其为“枭雄”,极言其鹰扬虎视、天纵才华。

  刘备最了不起的是他的韧性,也就是面对失败百折不挠的精神。凭着这一点儿,他就像是石缝里的种子,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用枭雄的作为寻找时机,“使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而三顾茅庐后的鱼水相契,终于使这只蛟龙有了腾飞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