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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图]溥仪与载沣:一个家族的国家危机

日期:2011-06-09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溥仪与载沣

  ◎李鸿谷

  1908年11月13日,醇亲王载沣被慈禧任命为摄政王,他的儿子溥仪亦同时成为嗣皇帝,准备接位已经卧病不起的光绪皇帝。3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亡。

  载沣这样的过渡性人物,即使是家族史,他的行状叙述也仅寥寥数语而已。但为什么我们将他作为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单元?这涉及到对清一朝历史的整体性认识问题。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描述传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最为经典的断语。变局,如何开始?一般史论,将西欧的航海地理发现作为一种世界史的开端,继而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随后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或者说东方与西方的交往,丝绸之路,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是我们论及早期世界联络最为主要的材料。但是,这种零星的往来,并无力量从根本上深度影响彼此的文明,只是域外传奇而已。工业革命的结果,坚船利炮的出现……中国将无可逆转地被改变。

  这个时刻的开端,正值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因而,清一朝268年历史无不伴随着这种所谓“蛮夷”——完全陌生的文明力量的进入,并且愈演愈烈。

  但是,从传统中国历史角度观察,清廷是一个异族王朝。虽然清朝统治者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与社会制度,以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但异族统治本身,却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所以,清朝之中国面临两个结构性的挑战:其一,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其二,如何融和民族关系,化解或隐或显的民族冲突。中国近代史权威徐中约先生,将这两重矛盾论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动力”,亦准确精彩。

  有此纲领性把握,我们再来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列强虎视、革命党起事、立宪派运动……初看起来,无不纷乱而无头绪,但细究,皆为这两种矛盾演化的结果。

  载沣上位,最为快意之事,恐怕就是将袁世凯开缺,以解袁世凯出卖他哥哥光绪之恨。这仅仅只是家仇而已?未必。之前,载沣将两个弟弟安排为管理海军与陆军的大臣;之后,又成立“皇族内阁”——三种事实的逻辑实在清晰,恢复满人对政治的主导权。历史形成的满汉权力集团结构,载沣摄政三年给予了颠覆性改变。若论辛亥革命爆发之现实原因,载沣点燃民族关系这个火药桶,当难辞其咎。

  当然,我们并无意去记录这位实在无足以道的摄政王的传奇。只是,如果我们从辛亥革命这个历史现场出发,来探究历史形成之轨迹,载沣实在是一个有价值的进入角度。由此而上溯,清一朝在历经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之后,如何由治而乱,又如何由盛而衰,这个爱新觉罗家族,有无能力带领这个国家迎接时代挑战……

  所谓历史,极而言之,也只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世界格局里,寻求一条生存之道而已。尤其,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在与中国直接对抗时,表现出的却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中国再造,当然艰难,由清一代而至如今,我们仍难断言已经完成。

  所以,读史、知史之价值,在于寻找问题之源,如此方能更理解我们的时代。

1908年,载沣与溥仪(右)、溥杰(怀抱婴儿)合影

一个家族的国家危机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所谓乱治之间的转换,皆赖此端。在每一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由此又进入“乱世”,如此循环往复。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

  ◎李鸿谷

  1908年11月15日,慈禧辞世,73岁。

  据说,她最后时刻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与汉学家白克好司,在其所著传记《慈禧外纪》里记录了这段临终告诫。只是,今人读之,对应我们记忆里慈禧的刻板印象,不免恍惚,须细加捉摸。

  那个时刻,3天时间,立新君、光绪去世、慈禧再卒,事事毕至,一切宿怨迅速了断。这些事件,对于王朝而言,皆为大事,动静不小,因而稗史笔记所刊流言甚多。相对各种传言,其事实之本,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的“现场”日记:

  十九日(阴历,阳历为1908年11月12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11月13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11月14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即同治)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往西苑军机处。

  王朝更替的人事安排,迅速落定。

  同治与光绪都没有子女,所以新皇帝溥仪,既承继同治之嗣,同时亦兼承光绪;溥仪父亲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但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慈禧)之训示裁度施行”。慈禧依旧把持权柄,这是制度安排的前提。

  只是,人算不及天算。第二天,11月15日,慈禧吃过午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醒来后,慈禧立即召集各色关键权臣,再下旨: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秉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主政48年后,慈禧成为过去时。清朝进入载沣与溥仪时代,亦进入倾覆的倒计时。

  历史现场

  载沣是谁?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定了新皇帝,当然得通知光绪,这时光绪还清醒。他说:“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随后知道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

  但是,当慈禧决定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之际,载沣极想推脱,“叩辞至再”。从旁人的记录来看,这倒并非虚言。除了必需的礼节而“叩辞”之外,载沣一家亦有真实的恐惧。从载沣的角度看,先是他哥哥载湉(即光绪)被慈禧选中当皇帝,现在又是自己的儿子被选中。对这家人,顷刻间,福祸难以明察……当年,慈禧选择光绪入宫,继承同治之皇位,载沣的父亲奕譞着实被吓着了,“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致触犯旧有肝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帝成皇帝(道光)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这是《清史稿》里的记录。当然也是载沣的记忆。从后来光绪的命运看,奕譞的害怕,不完全是虚伪。只是,慈禧定了溥仪,岂容更改,而且要马上入宫。此时此刻,载沣一家何种反应,自是各色人等的兴趣所在。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反应最激烈,《清鉴纲目》记录下她两句著名怨言: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一家连出两位皇帝,喜惧之间,情绪震荡巨大。只是,这一家人,无论是皇帝光绪,还是即将成为皇帝的溥仪,在慈禧面前,其命运皆如微蚁,遑论情绪起伏。

  家族政治,更残酷。相对于王朝制度运转,当事人的喜怒哀乐,不足以道。王朝更替时刻,如何自处才是关键,往往,生死逆转即在此刻。

  光绪病重,在当时对皇宫里诸如载沣这样的近臣而言,不是秘密,大家都清楚。光绪没有孩子,谁能成为下一代国君,这远比光绪之病更让人关注。王朝故事,这个时候,最出阴谋论。按溥仪《我的前半生》里描述,载沣一家想象并设定的政治对手是庆王奕劻。奕劻因与李鸿章办理义和团善后谈判,而真正成为当时清廷最重之权臣。“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有德国后台,某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慈禧选择“接班人”,不得不考虑庆王因素。当时的危险何在?溥仪叙述:“这时又忽然听到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查寻当时各方材料,溥仪这一郑重其事的说法,其实只是孤证,并无旁证。宫廷之事,常常只是传言,绝少确实。只是,如果阴谋成立,载沣这一家,亦即醇王这一支皇族,失去光绪尤其是失去慈禧的依傍,未来未必光明。

  当然,慈禧也听闻了这种阴谋传言。

  这一年,慈禧73岁(11月3日)的庆寿会上,多了一个新节目,西藏达赖喇嘛来到北京,率属员向太后叩祝。后来又有传言,当时见过达赖喇嘛的庄士敦记录:“慈禧去世后,大家纷纷说,一城容不下两个活佛,因为会相克。”不过,在当时,“老佛爷”慈禧因有西藏“活佛”来拜,还是极其高兴的。刚刚过完寿会,慈禧就病了。达赖喇嘛知道后,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即刻送往太后陵寝,可镇压不祥,而且圣寿当增。慈禧于是命令庆王奕劻迅速办理此事……送佛像去陵寝,犯得着用庆王之尊?宫廷故事,从不简单。

  这个时候,慈禧“接班人”的人选已定,需要创造条件实施。庆王刚走,慈禧即将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段部,系袁世凯嫡系,当然也是庆王的军队。调走段祺瑞所部,又调来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接防北京。卫戍部队安排妥当,所有步调走顺,庆王回京,慈禧宣布了她的人事安排——载沣为摄政王,当然,作为一种平衡,慈禧亦将“亲王世袭罔替”的光荣给了庆王奕劻。

  无论庆王奕劻先前是否有过阴谋,新皇帝已由慈禧择定,他对此无可置疑。不过,奕劻仍扳回一城。当时慈禧属意溥仪只是承继同治皇帝,如此一来,宫廷政治里极其重要的一支后宫力量,比如光绪的皇后以及妃子,将如弃履。奕劻的建议是,光绪亦无后,溥仪在承继同治同时,也应兼承光绪。慈禧同意了这一选择。同治皇后已死,而光绪皇后隆裕尚在,如果兼承光绪,则内宫里,隆裕未来将上位,而这又是有赖奕劻的执言。奕劻当然是政治高手,迅速在王朝更替时刻,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安全自处之道。从结果看,众人厌恶的奕劻得以善终,当可理解他对利弊判断的准确与选择的机敏。对于属臣,宫廷政治,选择靠山是核心要义。

  反过来,对于所有属臣的主宰慈禧而言,权力如何制衡,则为关键。

  当慈禧自知不起之际,她的最后一道懿旨明言:“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前一天刚刚由奕劻仗言,才得到未来内宫权力的皇后隆裕,由此获得制度性的权力安排。这一制度意味着,摄政王载沣的权力将受隆裕的制衡。

  宫廷政治,看似漫无头绪,处处阴谋,实则亦有其一般规律。当年咸丰辞世之际,任命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而同时,又将“御赏”之印与“同道堂”之印分授慈安与慈禧,“赞襄”大臣所拟圣旨,须“御赏”之印起首,“同道堂”之印盖于末尾,才算合法。这同样是权力制衡机制,仅仅凭这一微弱的制衡制度,慈禧夺八大臣之权,由此上位。而在慈禧临终时刻,她同样安排了这一制衡制度。那么,如果世事承平,而隆裕又够强,未来未必不可以如慈禧那般夺权上位,成为清朝新一代“女主”。

  国家责任与个人情感,当然并不一定和谐与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