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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定于民与定于一:民主建国的两个步骤

日期:2014-10-14    来源:新浪历史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论调,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补充,比如他说:“‘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正是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课,又是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课。”[1]这个论述似乎表明,李泽厚以变奏论重提启蒙的事业,仍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框架中展开的,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一点,李泽厚将他所提倡的新的启蒙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因为在他的理解中,新文化运动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更重要的主题是启蒙而不是救亡。近年来有人曾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细察李泽厚的看法,可以说,关联于后文革时代的某种典型的政治反应,李泽厚正是这一主张的提出者。[2]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李泽厚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颠覆,并非像其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补充。

  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里,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承旧民主主义革命,后启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必须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指向的历史目的论框架里,才能恰当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然而,在后文革时代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恰恰是以抛弃这个历史目的论框架为前提的。就具体的理解而言,李泽厚的变奏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大的差异恰恰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联性这个问题上,而且,这里的差异无疑还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就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新的主体及其意识而言,在李泽厚那里是被归于人道主义启蒙的自由主体和民主意识,在毛泽东那里则是被归于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主体和党性意识。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新文化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联呢?让我们先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起。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以“五四”运动为界限来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他的这个区分当然不同于李泽厚的补课论和开课论,至少有以下三点是必须指出的。

  其一,毛泽东特别强调,应当从世界革命的大脉络里、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去看待中国革命,就是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这一点特别相关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与“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密切关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3]毛泽东援引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看法,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目标“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4]

  其二,毛泽东立论的一个核心要点是,在他看来,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正式“登上了政治的舞台”,质言之,从此以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5]与这一点特别相关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失去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由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决定的,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另一方面“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关系”,因而无法作为领导阶级承担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相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在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后因其革命的彻底性必然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具体表现则在,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并单独实行了土地革命。

  其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认可。与这一点特别相关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是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五年即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既反驳“左倾”空谈主义者,又反驳资产阶级顽固派,都是为了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虽然已是一个新的阶段,但仍属于民主主义革命。在他看来,孙中山正是意识到了这个新阶段的革命特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只能对应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则对应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当时环境中是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共识的。

  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重点在于确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其中当然包含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主题,但必须基于如下理解:文化归属于政治,启蒙服从于建国。于是我们很自然地看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革命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提倡文化上的反帝反封建。文化上的反帝反封建所针对的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封建或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而文化上的反帝反封建所依凭的,在毛泽东看来,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6]

  在毛泽东那里,既然将新文化运动放在中国文化革命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才是恰当的,那么,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革命理论,新文化运动也是以“五四”运动为界限而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7]可以看出,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联,毛泽东在此重视的是从前者到后者所发生的更为彻底的思想转进和政治觉悟。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理解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启蒙谋划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联的要点所在。质言之,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述中,新文化运动作为启蒙运动的意义在于,启蒙越是激进、越是彻底,就越有助于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从而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达到民主建国的目的,并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

  如果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与民主建国的革命目的无论在当时的思想界还是在后来的思想史论述中都是最大的政治共识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为独特、从而也最易引起争议的正在于他的核心论点,即,“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正式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

  这个论点面临的质疑首先从以下两个问题中直接表现出来。第一个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基于西方经验提出的阶级分析法理解中国社会是否合适?当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不能把中国社会刻画为一个阶级社会,比如梁漱溟,他将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刻画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并将其组织精神追溯自周孔之教,而区别于西方基于基督教传统组织起来的重视集团生活的阶级社会。第二个问题相比于第一个问题看起来是退了一步,但也很尖锐:即使承认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中国社会有无产阶级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而中国社会并未经历与工业化时代相随而来的资本主义,产业工人远远比农民少,这样看来,说无产阶级作为一种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岂不是痴人说梦,讲述的只是又一个版本的无产阶级神话?

  在此我们先不谈毛泽东及其同道们会如何回应这两个问题,而是转向梁漱溟。正是梁漱溟,这个反对以阶级理论刻画中国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1950-1951年间写作的《中国建国之路》中,以一种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理解,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国上的三大贡献,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国上的历史功绩。

  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建国的“第一个伟大贡献”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8]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虽然观点上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民主与科学——则是完全赞成的。[9]根据梁漱溟的自述,大约从1922年到1931年前后,他逐渐意识到民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崇拜(democracy cult)的天真性和激进性的洞见对梁漱溟非常重要,成为他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论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前提是对当时中国社会陷入崩溃状况的诊断。而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恰恰是,中国社会的崩溃与国家不能统一、国家权力不能树立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秩序与国家二者几乎是不可分离的。……自今以前,人类社会所有的秩序,没有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的,而所有国家没有不是武力的统治。”[10]

  国权不立的诊断关联于梁漱溟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梁漱溟把辛亥革命看作一场不像革命的革命:以君主制度为核心的旧秩序被辛亥革命所废除,就此而言,这自然是一场革命;但人们所预期的新秩序——民主制度——并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又算不上是一场革命。因此他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真实情况是,“新轨之不得安立,实与旧辙之不能返归,同其困难”。[11]与此政治困境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军阀的存在,质言之,军阀是新秩序建立的最大障碍,因为“任何秩序乃均因它之存在而失效,而不得安立。”[12]而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建国,正在于它解决了军阀问题,树立了统一的国家权力,原因在于它找到了民主建国所必需的“武力主体”。

  在1950年代的梁漱溟看来,既然国家就是阶级统治,那么,民主建国所必需的武力主体必然落实到阶级:“不论是隐是显,是直接是间接,在各式各样国家内,武力却总是以一个阶级为其主体,这是一定的。因为一切国家莫非阶级统治,而统治少不得武力,武力少不得主体,主体自然就是那个阶级。”[13]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中国社会中某个实际存在的阶级的简单代表而出现的,相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在于为了建国而制造出一个阶级:“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这就是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我们没有现成合用的一阶级可为武力主体,我们自己便制造一代替品——针对着那所需两条件制造出一‘准阶级’。”[14]

  在此关联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是必要的。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就是说,“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不过,中国的产业工人,虽然在数量上远远比不上农民,却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最富于革命性”。[15]所以他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其前提是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其标志则是建党,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用马克思的比喻来说,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是头脑与心脏的关系。[16]毛泽东自然深谙这个道理,注重思想问题、文化问题,即是以阶级觉悟为其旨归。

  在写作于1967-1970年间的《中国——理性之国》中,梁漱溟援引了列宁在《怎么办?》中关于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觉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看法,然后指出,“共产党之建成,既须拥有社会实力的无产阶级,又须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二者缺一不可。正如列宁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中国共产党不亦是‘五四’运动后革命的知识青年投身工人运动两相结合的产物吗?”[17]关联于前面的阐述,我们能够明白,梁漱溟所谓中国共产党为了建国而制造出一个阶级的看法,其实际所指是说中国共产党以其有效的组织方式和动员能力将中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打造成了一个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政治力量。而这个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回应了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国是否有无产阶级的质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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