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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二战犹太难民史:上海犹太人该感谢谁?

日期:2014-08-05    来源:新浪文化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一个月前,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犹太难民与上海”图片展,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旧事再度出现在舆论视野中,国内相关报道多以“大屠杀亲历者泪谢中国”作为标题,在强调中国人善良、乐于助人的同时,有的还捎带了日本人的凶残、蛮横。

  1933年—1941年,有3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国只接收了20万犹太人。犹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未来5年内只接受7.5万犹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后,上海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上海犹太难民留下的大量回忆文献中,不少人表现出对上海的眷恋,但很少看到他们对上海或上海人表达感恩之情的文字。这与中国的相关报道差异很大。

  【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无意中成为了犹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前途悲观的犹太人纷纷逃离德国,严格来说他们是侨民而非难民。“水晶之夜”后,纳粹德国突然加速清除犹太人,那些在“事情不会那么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来观望的犹太人,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难民,并且全世界几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罗斯福牵头在法国埃维昂莱班组织讨论接收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但32个与会国中,除多米尼加外,其余国家皆不愿接收犹太人,牵头者美国也不例外。当时西方盛行反犹主义,即使是对犹太人最友好的美国,也有上百个反犹太团体。

  反犹压力使得犹太人即使逃到美国也无法入境,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号邮轮悲剧。1939年5月,九百名犹太难民被纳粹德国用“圣路易斯”号邮轮送至古巴,结果被古巴拒绝,停靠迈阿密登陆又被美国拒绝,只好返回欧洲。他们当中有六百人后来死于集中营。1980年代中国曾引进的美国电影《苦海余生》即以该事件为原型。

电影《苦海余生》海报
电影《苦海余生》海报

  虽然多米尼加表态接纳10万犹太人,但它无力筹措巨额安置费,而犹太人也不愿去生活环境贫穷且与欧洲相去甚远的国家。此时,万里之外的中国上海因为多重因素叠加,成为唯一选择。

  首先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的独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渐形成英美等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独立于中国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国领事管辖的公共租界,属于由外国侨民自治的独特地方实体。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国初,外国人旅居上海无需任何手续,1932年,民国政府开始对吴淞口和上海登陆的外国人增设查验护照签证程序,由于传统习惯,上海实际上对任何人都实行落地签,是世界最著名的开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国民政府无法行使行政管辖,而日本还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进入上海的签证管辖权被虚置,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沪会战时,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这部分后被称为“日租界”)。

  所以,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为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无需签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无需保证经济独立。

  上海不仅有犹太人入境的便利,还有先期定居犹太人的财力。当时上海有两个犹太人集团,一个是英国的巴格达商人,他们中有沙逊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个是俄国犹太人,他们虽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颇有财力。

  在外滩16铺码头登陆的犹太人并不很像难民,至少从欧洲到上海的逃难并不狼狈,甚至算得上奢侈。他们购买头等舱的船票,在船上开Party,吃高档西餐。在许多犹太人的回忆中,彩带、日本乐队、专用乘务员、蛋糕是他们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战争期间的背井离乡毕竟不同于旅行,上岸后,他们很快就典当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济。巴格达犹太富商第一个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们组建了第一个援助犹太人的COMA委员会,不但提供公寓,还向每位难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进入上海的犹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这时美国犹太人社团组织JDC联合慈善力量,成为救助难民的主要机构。

  无论如何,犹太难民过得远比上海当地人要好,亚洲式的贫困令他们印象深刻:“那些拉着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的中国车夫简直不是人,冬天他们没有暖气,很多中国人在街头被冻死,第二天垃圾车来的时候,尸体直接被抛到了车上。”

  日本占领下中国人的不幸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日本人对待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很大,每当中国人过桥时,总会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们,或用烟头烧,但是中国人更厉害,他们回头对伤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打败日本人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