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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赵家楼的火光与梁漱溟的孤独

日期:2014-06-25    来源:新浪文化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当时的留影。
当时的留影

  赵家楼的火光:正义与暴力

  像赵家楼这般寻常的地名,以中国之大,怕得数以百计,吾乡便有一个。其中最出名的那个,当在北京市长安街东端之北,原是明朝隆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府邸(也许赵家楼之名正源于此),数百年辗转,至民国初年,落在了曹汝霖手上,据北京档案馆收藏的草图,赵家楼共有东西两院,中西房屋50多间,十分敞亮,堪称豪宅。

  此地能载入史册,还得归功于1919年5月4日的那把火。

  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起草《五四宣言》。据其回忆,当天3000余名北京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参加游行的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与周策纵的权威之作《五四运动史》,皆将时间定在“四点半钟”左右)。见曹宅朱门紧闭,他们遂架起人梯,跳窗入室,曹汝霖闻风而遁,在曹家的章宗样(被误认作曹汝霖)与日本人中江丑吉横遭痛殴。愤怒的学生狠狠打砸了一番,犹不过瘾。“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当事人曹汝霖的说辞稍有差异:“……(学生)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升……”

  不过,事后一些学生却否认自己放火,“并且宣称曹家是为了伤害学生或是为了毁去有关卖国的文件,所以自己放火”。北京军警审问所抓捕的32名学生,无人承认自己放火或能指认放火者,最终只好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

  第一本关于“五四”运动的史料集《五四》(蔡晓舟、杨亮功编,1919年8月出版)书中有一节《曹宅起火之缘因不明》,列举了四种说法,除了学生纵火,还包括:“……(二)谓曹氏眷属纵火,冀惊散众人以免曹氏于难者;(三)谓群众毁曹家具,误损电灯,流电起火者;(四)谓曹宅仆人乘乱窃物,放火灭迹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证,结论还是学生放火,至于放火的方式,则采纳了曹汝霖的说法。

  除了放火、打人,曹汝霖的回忆录,还记载了学生对曹家财物的破坏:

  “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作于晚年,其时距离“五四”运动爆发至少四十载,然而他的叙述极具画面感,历史跃然纸上,“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可见此役对他创钜痛深,半生功业,一世声名,尽毁于此。他的话,自然不可全信,不过有些细节,还是值得揣摩,如他承认“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联系1919年5月5日,他给总统徐世昌的辞呈所云“汝霖生父就养京寓,半身不遂,亦被殴击”,显然后者在撒谎。

  回头再说赵家楼的火光。曹汝霖的辞呈云:“……旋即纵火焚屋,东院房屋,至汝霖起居所在,立成灰烬,其余亦悉遭毁损。”火灾的破坏力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呢?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写道:“救火队急忙赶到曹宅,他们打着鲜艳的旗子,高声揿起救火车的喇叭,半寸宽的水流射在烧得像火线的房子上。到8时才扑灭了火。东院那排西式平房已烧光了,只剩下门房和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未烧完。水流到附近街道上,同时也带给街上的一些人关于学生放火烧卖国贼房子的闲谈资料。”放火的时间,应在下午5点前后,看来这场火灾烧了三个小时,足见其烈。

  尽管当时存在争议、推诿,待“五四”运动与火烧赵家楼确立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地位,这把火于是被赋予正义之名,成为激情之火、青春之火、爱国之火、革命之火,不仅焚毁了豪奢的曹宅,还引燃了“古旧的文明体系”,照亮了近代中国的幽暗前夜,穿越熊熊火光,先知已经望见了现代的熹微。

  除了纵火,“遇物即毁,逢人肆殴”的暴力行径,同样被历史与政治赋予了正当性。学生的愤怒,基于正义的驱动,被誉为“义愤”;基于义愤的暴力,更加肆无忌惮,“曹汝霖以造孽卖国之钱购来种种穷奢极欲之器皿,莫不归于毁坏,其有不能毁坏者,则沉于园内池水中。”“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许德珩回忆),在此,痛打卖国贼犹如痛打落水狗、过街老鼠,成为了一种自觉,倘你身在现场而不上去打两拳,也许会被质疑居心。甚至,谁是第一个破窗而跳入曹家的勇士,后人竟开始抢功,有人说是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岩,有人说是蔡镇瀛,有人说是匡互生(今人纪念匡互生,便称他为“打进赵家楼的第一人”,还将点燃赵家楼第一把火的功劳记在他头上)。

  就我所见,仅有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等寥寥无几的学术著作,以中立的姿态还原了暴力叙事:火烧赵家楼被称作“骚乱”、“失去控制的骚动”。此外,几乎所有关于“五四”的文字,都以正义的立场和气度,无限包容了暴力,并为其镀上了一层美丽的釉彩。试看许德珩的诗与题词,何其凛然,何其专断: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除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1919年,作于被捕之后)

  “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1980年,为《五四群英》一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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