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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孙女黄仪庄:再忆祖父黄公克强先生

日期:2014-12-18 来源:澎湃新闻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306165

黄兴孙女黄仪庄:再忆祖父黄公克强先生

黄兴

我的祖父黄兴(1874-1916)字克强,长沙人,华兴会创始人、同盟会领导人之一。从1907年起,参与并指挥了反清革命11次武装斗争中的多数战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湖北阳夏保卫战。他历任战时革命军总司令、陆军总长兼参谋长、南京留守、讨袁总司令等职。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国葬于长沙岳麓山,终年42岁。他的大半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发生、高潮与南京临时政府创建的全过程。他与孙中山先生一道,成为辛亥革命与民国创建的主要领导者。

祖母徐宗汉(1876-1944),学名佩萱,广东香山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担任联络工作,密设革命机关。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曾秘制炸弹运输军械至广州。激战中,因祖父右手被击断两指,由徐宗汉护侍,化装乘船赴港求医。途中遇清兵盘查,徐宗汉身着长袍,内藏手枪侍立于其身旁,寸步不离。祖父在香港雅丽医院手术时,她遵例听从辛亥女杰张竹君之劝,以克强先生妻子身份签字,黄徐姻缘辄由此而来。祖母在五四运动时发起和领导上海女界联合会,晚年致力于抚育遗孤和抗日救国活动,68岁时病逝重庆。人称“香山女侠”。

祖父生前逝后,受到许多人的尊重与称颂,也有少数批评与攻击。在难以数计的文章中,我认为可谓“盖棺论定”的有两件:

一是章太炎先生为克强先生写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二是民国著名学者左舜生在1968年所著《黄兴评传》中写到章太炎在《民报》第八期发表的《曰革命党人之道德》,列举革命党人必须具备的道德但凡四点: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我默察六十年来的革命人物,能做到一两点已属难能,对这四点能一一躬行、实践且至死不懈的,就我所知,殆无出克强先生之右者”。这是对祖父为人最全面而贴切的概括,我试举例一一说明。

【知耻】

祖父曾自述;“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又眼见鞑虏政治腐败、国内民不聊生,外人则不以人类视我。因此,我决心奋起革命。”他从年轻时就领受到国家与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因而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除了知国耻外,他一生参加反清武装斗争近十次,每次均“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表现出最高的军人本色。但打了败仗,他从不讳言饰过。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祖父在香港欲动身北上,行前和谭人凤先生诗一首,气概豪迈,态度谦恭:“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对武昌起义的喜悦和赞叹,勇于知耻的真情流露,人尽可知矣!

【重厚】

祖父的品徳,在重厚方面尤为突出。他做人持重敦厚,一生重视行为,淡泊名利,坚持“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理念,尊重孙中山先生,自己甘居于辅佐位置。

1907年,章太炎、陶成章以日本捐助费用不清为由,发起罢免孙中山职务,要求改选祖父为总理,祖父从香港复函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未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另自武昌起义后,祖父屡辞大元帅、南京留守、内阁总理等职,拒受袁世凯颁赠的上将和勋位奖章等,不胜枚举。

1912年9月两次复函袁世凯请辞陆军上将曰:“患难旧侣,多遭惨毙,独膺上赏,只增凄痛。”10月21日袁世凯电告授勋一位,他复电拒受,直言:“民国肇造,烈士堪悲,国庆纪念,弥增感痛,兴历年奔走,幸保余生,分所应为,何勋可记?”书至此处,我心甚痛,苍天有知,其负何堪?

长期追随黄兴左右,情同家人的李书诚先生曾感慨地说过:“克强是个最平实的人,做事有功不居,光明磊落,作战身先士卒,爱护袍泽。做人推诚务实,容忍谦恭,受谤不怨尤,不道人之短,不说己之长。”

【耿介】

祖父的耿介之性情,我认为是反映在他坚持原则的立场上。如他与中山先生相处是君子之道,和而不同。他们是革命同志,但亦有意见分歧。祖父经常维护中山先生的威信,尊重他的决定。但在中山先生创意组建“中华革命党”,并在章程和入党誓约中要求“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条件,凡入党者必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问而后可”,还规定于誓约署名下须按指模,以昭信守,部分同志很难接受,祖父亦认为条件不平等而不同意,谢绝参加。但其后,祖父去国赴美,仍在各处宣传讨袁,协助筹款,维护孙中山的威望。

民国元年四月十三日,上海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当时南北局势已陷破裂状态,对于追究宋案主凶之事各界噤若寒蝉。旋知袁世凯在北京也开会追祭宋教仁,祖父愤极,立即撰一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韾,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其耿直与无畏,流露无疑。

【必信】

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事前的策划十分周详,而且筹集的款项为历次之最(共有十七万馀,其中海外华侨募捐近十万)。原定起义军分四路发难,但因各种原因,29日事发当日,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三队临时未动,以致袓父一队成孤军奋战。当时他在痛心异常情况下,决定由他一死拼博,以不辜负海外侨胞,维护党人信誉。这是一种重然诺,置死地而全大信之精神。

另一例为:因中山先生未能说服祖父参加“中华革命党”,他即提出要祖父两年不问政的请求,“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祖父答应对中山先生事业“绝无妨碍”。在他去美国的两年中,果然没有接受其他党员另组党派的建议,始终信守承诺。

祖父的严于律己还体现在他对后代的谆谆教诲上,他留给我们的祖训是“笃实”,“无我”。这四个字是我们要谨记并力行的。

祖父虽与戎马为伴,驰骋疆场大半生,但他对诗词书法也很喜爱。在他的墨宝遗迹中,我最喜欢他在1913年10月25日生日当天返湘在船上所作的这首七律: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当时我若在他身旁,一定会拉着他的衣袖说;“爷爷,我们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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