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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遭毛主席签名的“另类”革命参与者

日期:2014-12-06    来源:新京报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遭毛主席签名的“另类”革命参与者

国庆典礼上,毛泽东主席为李敦白的“红宝书”签名。

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人

李敦白晚年忆述时,他慨叹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中国一呆三十五年,并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无疑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在这一过程中,有各式各样的参与者,除了大批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者积极投入外,还有千千万万不革命和不知革命者被动卷入其中,或随波逐流,或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无论是主动参与者还是被动参与者,只要被卷入革命的洪流,往往难以自我主宰。

另一方面,与辛亥、北伐之国内革命相比,共产革命更有“世界革命”的国际联动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仅是口号,亦落实在行动中。

那些参与中共革命的洋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有过怎样的境遇与情怀,其国际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又有怎样的分际与张力,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惜,当年的参与者,留下详细资料的并不多。而有一位比较例外,他晚年留下了两部相当翔实的回忆录。此人即是美国人李敦白。

李敦白(1921-)的一生曲折而传奇,入大学不久即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又因为“二战”的机缘,他以美国军人的身份来到中国,然而没有打过一天仗即赶上日本投降。接到退伍命令的他,却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去延安教毛泽东学英语。他乃设法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中国,继而于1946年秋转赴延安,从此开始他投身中国革命长达三十余年的历程。晚年忆述时,他慨叹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中国一呆三十五年,并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三十五年间,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其人生“鼎盛”,是“文革”初期成为中国最积极也最具影响力的洋人造反派和可以“通天”的风云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局长;而其人生“低谷”,是两次被误认为美国间谍而入狱,被单独监禁长达16年(1949-1955、1968-1977)。

如此深度介入革命,并有如此跌宕起伏之人生体验的外国人,李敦白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令人好奇的是,在身经如此“非凡”的人生之后,留存在晚年李敦白记忆中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与心绪?作为一位加入中共的美国人,他对中国革命又有着怎样的认知和思考?

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最近阅读了李敦白的两本回忆录:一本是《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红书”),一本是《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九州出版社2014,以下简称“我书”)。两书各有侧重。“红书”依时序重点回忆了35年的中国岁月;“我书”则贯穿其整个一生,对前书所缺失的前后部分作了补充,并用相当篇幅描述了他与中共高层及众多社会知名人士的交往与印象。

一般人写回忆录,最常见也最难避免的,是以晚年的“后见之明”回溯前事以及选择性忆述。而李敦白的回忆,不仅呈现出罕有的坦诚,且尽量避免“后见之明”的影响,试图“再现”自己“当年”的所思所为。书中描述了一个充满理想的美国男孩是如何被中国的革命者点燃心中的火苗,如何倾其所有献身中国革命,但同时也如实述说了这些梦想后来又怎样引领他及其革命同道者步入迷途。

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

“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李敦白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

李敦白自述,他19岁加入美国共产党时,只是想争取“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学术自由”。他和他的美共同志们并非真正要在美国搞革命,虽然都崇拜斯大林,也学联共(布)党史,却无意把美国建成像苏联那样的国家。这也许意味着各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情形。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之所以对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特别热情和感兴趣,在李敦白看来,是中共当时非常希望借助一位母语为英语的人加强其对美宣传。聂荣臻曾告诉他,等中共获胜后,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来进行战后重建。他从李先念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中共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希望与美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亦有意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愿意与苏联、美国及欧洲各国同时交往,而无意仅仅依靠苏联。

此亦可见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是国内外局势演变的结果,并非中共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红书41、我书195)

李敦白忆述中还提到这样的细节:当时美军在延安设有联络处,担任华盛顿与延安之间的联络任务。每逢周五晚,美军联络处即与中共高层分享美国电影。李敦白注意到,中国人非常喜欢那些美国电影,即使是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以及边区的军事将领王维舟、王世泰等,只要有空便来看电影。“他们对银幕上的美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富庶的国家,与官方论调完全相反;而对苏联,这个理应看齐的对象,倒似乎没什么兴趣。”(红书51)在后来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李敦白进一步体察到毛对美国非常有兴趣。毛不仅愿意跟李敦白谈美国的情况,甚至喜欢翻阅美国的流行杂志,看看里面的照片。(我书290-291)在当冷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共官方虽然猛批“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人在中国还是相当受欢迎。李敦白记起上大学时,美共书记和他聊天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美国或英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到印度、中国去,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间太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会相信。李敦白晚年回忆时,认为自己的经历已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他两次冤狱的罪名均是“美国间谍”、“美国特务”,又似乎证明美共书记的话不无道理。

李敦白晚年也承认,若不是美国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中也许不会那么“左”,那么激进。因为他是美籍中共党员,为了获得中共党组织的信任和好感,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尤其是坐过六年监狱出来后,“我害怕再犯错误”,“我做的每件事都带有着强烈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私底下盘算,如果我能‘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在将来再次遭到怀疑和攻击。”“我害怕组织对我的猜忌永远不会终止。”“我也想要归属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并未因监禁一事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红书122)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我书93-94)

这样的心态,甚至表现在他择偶时的考量。第一次入狱前,他曾和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魏琳结婚,等他出狱时,魏琳早已改嫁。当他准备再婚时,更多从政治上考虑,所选择的对象玉琳虽不漂亮,但“是一个优秀坚定的党员,其无产阶级背景更无可挑剔”,“我可以信任她,帮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这样的伴侣让我远离麻烦。”(红书128)当然,重出身和政治面貌的择偶观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在之后每次政治运动来临时,李敦白总是焦虑自己再度被误解,因而总是积极投入。“如果我积极参与这个运动,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再被误解。”(红书125)反右运动开始后,上面要求他所在的广播事业局必须“揪出”一名右派分子,虽然他认为广播事业局没有一个人符合右派分子的标准,然而他仍协助单位领导将陈为熙划为右派,其后反右运动波及他的朋友温济泽头上时,他虽然内心认为温氏冤枉,但仍参与了批斗温济泽的大会。李敦白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迫害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朋友,而他这样做,是求自保,因为他当时最大的焦虑是觉得自身难保。“只要风吹草动,我的心脏就开始狂跳,整天惴惴不安。”(红书142-143)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弥为珍贵。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于中国读者则深具启发价值。李敦白称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来的天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与妻子重回美国创业,生活美满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仍然一往情深。《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编写严谨、规范的口述史著作。

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